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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我們不難發現許多以&ldo;主流媒體&rdo;自居的&ldo;傳媒惡勢力&rdo;，不但不維護民權，反而與民主憲政為敵。舉例說在西班牙&ldo;311恐怖襲擊&rdo;發生後，阿斯納爾等政客也為贏得競選操縱傳媒。慘案發生後，選前三天的競選活動被迫終止，代之以一場鋪天蓋地的媒體政治戰。以首相阿斯納爾為首的西班牙人民黨，不惜動用國營電視臺，刻意掩蓋伊斯蘭教恐怖分子涉案的線索、操控輿論，企圖嫁禍於巴斯克武裝獨立運動組織，從中獲利贏得選戰。面對偏頗的官方資訊，許多西班牙人持懷疑態度，人們紛紛利用電子郵件、網上聊天和手機簡訊傳遞訊息、互答狐疑，從而確保了薩帕特羅領頭的社會黨最終贏得選戰。這些事例無不說明，只有社會自由才能真正保障新聞自由。

美國學者保羅庫茲（paul kurtz）曾經指出&ldo;媒主&rdo;(diacracy)威脅&ldo;民主(deocracy)&rdo;。在民主時代人們可以像在自由市場裡一樣充分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而當媒體掌握在少數集團手裡，便會出現寡頭媒體越俎代庖、替代人們當家做主的混亂局面。無疑，當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大眾觀點被媒體過濾，原本完整的社會理性就像陸地一樣被海水衝去一角。長此以往，民主必將失去立錐之地。

談到&ldo;媒主&rdo;，不由得讓我想起中國那些忙碌於市井街衢、穿行於家長裡短中的&ldo;媒婆&rdo;。這些婆姨嘴上長痣，能說會道，&ldo;會說媒的兩頭瞞，不會說媒的兩頭傳&rdo;。不可否認的是，當被說媒的雙方放棄求證的精神，或者說任由媒婆海闊天空地吹牛，最後拼搭成對，多半是有一方要吃虧的。不可否認的是，當媒體失去公義之心，其在公共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亦不過如此，資訊過濾與原創謊言使&ldo;媒主&rdo;代替了&ldo;民主&rdo;，締造了無數辛酸孽緣。媒體本應擔當&ldo;民間議會&rdo;的重任，然而，如果該議會完全被權力與資本控制，那麼其在&ldo;肯定&rdo;與&ldo;重複&rdo;中樹立的只是資本與權力的領袖權威，而非公共輿論本身。

應該看到，政黨與其他社會團體喜歡依助媒體為自己開闢疆土，恐怖分子同樣醉心於利用媒體為自己營銷，透過媒體綁架人民。如鮑德里亞所說，恐怖主義是對準沉默的大眾的一種&ldo;殘忍戲劇&rdo;。但是，儘管如此，我們不能因此懷疑媒體在推動人類進步征程中的作用，就像我們不能因為麥卡錫主義曾經盛行一時而否認美國議會的價值。顯然，在我們關注媒介與權勢時，更應該關注媒體背後的黑暗力量。在我們遙控電視時，更要了解我們究竟被誰遙控。

人類文明史，其實就是一部關乎資訊傳播的救贖史。事實上，我們對媒體持某種批評態度，並不意味著我們反對媒體或者公共輿論。與此相反，我們所要推進的，恰恰是讓媒體回歸社會的懷抱，擔當保衛社會和推進人類進步的偉大責任。

狄更斯說：&ldo;沒有壞人，就不會有好律師。&rdo;這句話同樣適用於身處&ldo;亂世之中&rdo;的新聞記者與評論員。就像我們回顧知識分子的擔當時會立即想起艾米爾左拉在&ldo;德累弗斯案&rdo;中的捨身參與，在世界波瀾壯闊的新聞史上，我們同樣記住了愛德華默羅（edward r urrow）這個名字。

默羅是cbs的王牌評論員。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位&ldo;像艾森豪一樣的英雄和人物&rdo;，在那個為意識形態瘋顛的時代，憑藉自己的赤子之心與麥卡錫主義鬥智鬥勇，捍衛了美國媒體的尊嚴。上世紀40年代末期的美國，對廣播的政治壓力已經膨脹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