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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對甘迺迪夫婦的興趣極大，所以《新聞週刊》上層人物喜歡布拉德利的這個關係，雜誌報導的最後定稿在星期五，屆時，人人靜候，直到最後布拉德利打來電話，告訴他們一位高階訊息源所說的話，他不用提名，人人清楚此人是誰，他是總統本人。如果布拉德利說出了名字倒顯出了冷漠。深入內幕，得到內幕訊息能給人奇異的感覺。《新聞週刊》有了布拉德利就能打通關節：《新聞週刊》知道甘迺迪早餐的菜譜。甘迺迪在利用布拉德利，他的目的是建立聯絡《新聞週刊》的直接通道，布拉德利也在利用甘迺迪，與一位冉冉上升的政治家建立直接聯絡對他的事業有益而無害。同樣，《新聞週刊》也在利用他倆的關係，目的就是縮小和《時代》雜誌的差距。星移鬥轉，社會將進入另一個時代，那時，新聞記者將更嚴格地審視自己和自己的道德標準，那時，甘迺迪和格雷厄姆以及布拉德利的關係就會產生難堪和不安。（事實也確是如此，布拉德利寫了一本有關那個時代的書，該書無益於他的名聲，出版之時又正值理察尼克森下臺，而他的報紙又在中間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朋友在解釋他寫書的目的時說，該書是為了告誡年輕的記者不要重蹈覆轍。）不過，當時《新聞週刊》的行政人員喜歡這種關係。他們有一種感覺：國家有了新的領導，新的工作風格。新的領導，新的風格有利於《新聞週刊》，而不利於《時代》雜誌。

到1961年底，菲爾格雷厄姆已是病入膏肓的人了。抑鬱期更加消沉、可怕，狂躁期更加狂亂，自制力越來越小。他清楚自己的病情，在生命的最後年月裡，他三次進精神病院，兩次都是自己提出來的。在憂鬱的日子裡，他日益頻繁地告訴朋友自己所面對的選擇：或者自殺，或者作為一個瘋癲病人活下去。他在公共場合的舉止越來越乖戾古怪。甘迺迪請他主持一次通訊衛星公司董事會，好好的會議竟讓他與一位律師的拳頭打斷。他給詹森，也給甘迺迪打電話，無休止的高談闊論。詹森一開始不知道他的病情，對他的講話大為不解，問道：&ldo;菲爾怎麼了，好像他變了個人。&rdo;隨著病情的加重，格雷厄姆開始奚落詹森。&ldo;林登，你永遠也成不了總統。&rdo;他說，&ldo;你這就到頂了。你只能是一名副總統。&rdo;詹森對自己新的形象尚缺乏可靠感，眼前格雷厄姆的冷酷大大傷害了他，他從此與格雷厄姆絕交。甘迺迪試圖保持住他們的友誼。一次他將拇指和食指靠攏，對布拉德利說：&ldo;菲爾身上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正在消失。&rdo;格雷厄姆有時會邁著沉重的步子走過白宮的衛兵到甘迺迪的辦公室。有一次他在電話上嚴斥甘迺迪，總統試圖讓他安靜下來。但是，格雷厄姆吼道：&ldo;你是否明白在和誰說話？&rdo;&ldo;我明白，這不是我喜歡和尊敬的菲爾格雷厄姆。&rdo;甘迺迪回答。格雷厄姆在《郵報》上看見一幅照片，一個專欄作家陪同凱出席一次義演，作家本人清白無瑕，他卻千方百計將他解僱；同時他自己的外遇卻不斷增加，行為有失檢點。他奔波於歐洲，為《新聞週刊》招聘通訊記者，向人許諾提升和調動，最後，奧茲埃利奧特終於打電話告訴他，雜誌完全亂了套，如果格雷厄姆再不住手，他不得不自己確定一位新編輯。&ldo;奧斯本，老夥計，&rdo;格雷厄姆回答說，&ldo;我愛你。&rdo;這樣一來又完全解除了埃利奧特的武裝。

在最後一年裡，他一直打算解僱《郵報》編輯拉斯威金斯和總編輯阿爾弗蘭德利，有一次，他懇求甘迺迪替他解僱威金斯。1962年至1963年，在紐約報界罷工期間，他插足其間，自任談判人，大大觸怒了其他出版商。不久，他又很快傾心於印刷工會領袖伯特鮑爾斯（bert powers），這更激怒了出版商們。他強迫弗蘭德利出馬寫一篇鮑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