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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不少自由派仰慕者對此大為吃驚，其間的關係是一個典型的症候，表現了李普曼和自由派之間的距離。自由派始終希望李普曼比真實的他更加自由。當時，自由派是世界主義者，他也是。他們慈善，具有善良的意願，他也如此；他們不受清規戒律的束縛，傾向於社會的改造，他卻不盡然。因為他不是空想家。他崇尚理性，講究禮儀，熱愛秩序，這一切都建立在他的冷靜而智慧的思想之上。他希望美國在有秩序的文明世界中成長為一個成熟的社會。他害怕憤怒、激情和暴力，這些對他始終是一種威脅。不管怎樣，他是一家十分富有的德國猶太豪門的獨苗，他多少受到嬌寵，是一個頗為講究的年輕人。他喜歡控制自己的情感，對自己的背景分外敏感。〔李普曼七十歲時，他的一些年輕同事和崇拜者為他出版一本論文集，約請李普曼幼時的朋友，當時全國知名的精神病專家卡爾班熱（carl br）寫一篇關於他孩提時的文章。班熱欣然從命。但是他強調他知道的事情中有一件不能提，此事關係著他和李普曼之間的友誼。他不能說沃爾特是猶太人，否則沃爾特是不會原諒他的，再也不會和他說話了。他繞過了下面這個事實：李普曼曾經在薩克斯博士（drsachs）的男子學校就讀過，當時該校是普通猶太人送男孩子讀書的地方。〕

李普曼的專欄從一開始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給《論壇報》注入了活力，使該報一躍而起，和《時報》並肩媲美。如果說《時報》向讀者提供了更多的新聞，那麼李普曼在《論壇報》使世界變得更易於理解。他在紐約寫了八年專欄文章，於1939年到了華盛頓。這個行動同樣具有象徵意義。他在華盛頓的歲月標誌著美國得到了超級大國的地位。在他看來，華盛頓不僅是這個國家的首府，它正在成為整個西方世界的首府。李普曼將呆在那裡，作為一個舉止文雅的華盛頓人呆在那裡，呆上整整二十八年。

他從未在編輯室內工作過，但他是一名記者。他稱自己的專欄為&ldo;今天和明天&rdo;（today and toorrow）。他確信他提供給讀者的最要緊的東西是某種思想，某種洞察事物內在關係的能力，這是當今讀者在局勢的變化面前不至於目瞪口呆所必需的東西。他不著筆於政府的瑣碎雜事，不著筆於華盛頓天天都有的令人眩暈的謠傳，也不著筆於當時顯赫於新聞同仁筆下的官僚體制內部小派別之間的爭鬥。他的視線從來就盯著更廣闊的天地。他對小事不感興趣。他有足夠的能力在他的專欄中報導重大的內幕訊息。看來他更像一個世界的人，他比任何記者都更像一位真實的國際主義者（這可能得力於他的旅遊，也可能得力於他的整個背景）。在他的作品中很少表現出跨國間的障礙，他高居於影響著大多數記者的褊狹無知的民族主義之上。他是歷史的產兒。他先於國務院意識到中蘇分裂的可能性，他的預料絕非出於偶然。他在越戰之初就和國務院意見相左，他是從越南傳統的民族主義，而不是從共產主義的板塊來認識越南戰爭的，這一點也不令人吃驚。

那個時代年輕一點的記者，諸如賴斯頓、馬奎斯蔡爾茲、理察羅維爾（ri插rd rovere）、約翰錢塞勒（john 插ncellor）、埃裡克塞瓦賴德、默羅等人尊敬他，從他那裡吸取養料，好像陷入了他的思想框架。同時，李普曼在日常寫作中糅進的豐富的思想，博大的歷史感，震動著、推動著這批記者。他的世界觀彷彿超越了時限，光澤永存，好像他是一個19世紀的人，設計來報導20世紀的怒火。其他人都感到自己在時局的壓迫下喘息，唯獨李普曼始終有時間從容不迫地思考。在現在的局勢下記者們都脆弱不堪，而他卻達到了強力的頂點。二次大戰後，美國勉強肩負起巨大的新的全球責任，李普曼已經五旬又半，按照新聞界的標準已經到了光榮退休的年齡，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