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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或者兩萬個小希特勒，而現在的德國能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造就幾百萬個小希特勒。&rdo;隨著媒體手段和技術的飛躍發展，過去古希臘城邦的一個政治領袖或煽動家只能以他的聲音所及的千百人為限，而現在一個政治領袖的話能夠透過印刷文字、無線電波、衛星電視達到億萬人。塔爾德同樣指出，&ldo;要動員2萬名雅典市民也許需要30位演說家，而現在我們只需要不超過10位的新聞記者就能喚醒4000萬法國人。&rdo;如此說來，整個世界已經進化到了眼睛和耳朵一起支配的文明時期。我們司空見慣的&ldo;耳濡目染&rdo;同樣意味著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做了媒體的奴僕。
在我看來，無論是耳朵支配文明，還是眼睛支配文明，這都是一種受感官直接支配的文明。如果我們的社會想取得進步，就必須讓這種被動局面有所改觀。如聖埃克緒佩裡寫在《小王子》裡的那句名言，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心靈。同樣，當我們傾聽廣播，不要用耳朵聽，而要用心靈。唯其如此，我們才是傳播世界裡真實的主人，而不是一個簡單的資訊投射裝置。
在此，我們有必要將英尼斯所提出的&ldo;媒介&rdo; 賦予更遼闊的視野與內涵。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人即資訊的集合體。且不說生命的遺傳包含著生命資訊的傳承，從社會化成長的角度來看，人們關於資訊的獲得與提取同樣決定了一個人的行為。如果我們認定社會控制是一場關乎&ldo;資訊決定行為&rdo;的戰爭，那麼我們便可以輕鬆拋棄有關人類&ldo;性善&rdo;或&ldo;性惡&rdo;的無謂爭論。媒介支配生活，監獄同樣是一種媒介。透過福柯解構的&ldo;全景監獄&rdo;（panopt），我們發現犯人們之所以循規蹈矩地生活，只是因為他們處於被監視的&ldo;資訊不對稱&rdo;之中。當老大哥的暴力與偷窺合二為一時，每個人其實都處於一種被&ldo;瞄準射擊&rdo;的狀態。就像影片《狙擊電話亭》（phone booth）裡那位困在電話亭裡的紐約青年一樣，在暴力面前，人們不得不受命於電話線另一端的聲音，而無條件地順從變成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顯然，我們不能依據這種&ldo;循規蹈矩&rdo;斷定犯人或者那些被偷窺綁架的人正在做著有德行的事情。關於這個結論，相信在我們閱讀喬治奧威爾的曠世傑作《一九八四》時同樣深有體會。制度是一種媒介，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一個文明形態與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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