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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新聞媒體是大家最能視為&ldo;媒介&rdo;的一種力量。國內亦有學者指出美國新聞界&ldo;把&l;新聞自由&r;當做打獵執照，任意瞄準、射擊&rdo;。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媒體的真相。一方面，媒體擔當除暴安良、伸張正義的英雄；另一方面，媒體也有可能濫用職權、公器私用。無疑，前者因為守護社會給世界帶來了希望，而後者則讓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反思媒體的有限性。如利昂弗林特（leon flt）在《報紙的良知》中寫道：&ldo;自由不是說報刊可以無所顧忌地危害社會公共安全，宣揚犯罪，或者破壞有組織的社會&rdo;、&ldo;自由不是使社會敗壞的許可證&rdo;。

託馬斯傑斐遜曾經說，&ldo;如果讓我在有政府而沒有報紙或者有報紙而沒有政府之間做選擇的話，我寧願選擇後者。&rdo;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當報紙和獨裁政府一樣拒絕社會監督，最終必定會和資本與權力合流而失去公義與底線，威脅到公民社會的安全。如果我們像法國人那樣意識到&ldo;電視是餐廳裡的政府&rdo;，那麼就應該讓這個政府受到社會的監督。

即使今日，我們同樣看到，當許多中國人開始在報紙雜誌上發表文章批判天價房屋時，我們同樣聽到有房地產商以收回廣告投放為籌碼，對一些報刊發出威脅，以此封殺反對派學者捍衛民權的聲音。權力與資本對媒體的侵蝕是有目共睹的。早些年做新聞時，我甚至看到某個保健產品在一家報紙的廣告版上以&ldo;本報訊&rdo;的形式堂而皇之地吹噓自己的產品。由此可見，一些中國媒體在廣告面前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立場。

必須承認的是，在對中西媒體進行批評時，由於國情各不相同，我們會感受到一種&ldo;語境落差&rdo;。這就是我說的，考慮到各自所處的時代坐標不同，緊要任務不同，我們有時不得不面對一種&ldo;雖自由無以言說&rdo;的困境。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全世介面臨著一個真實的困境。即，隨著全球化與&ldo;社會市場化&rdo;的加速，以社會利益標榜的&ldo;第四種權力&rdo;正在蛻變為一個空殼，失去了制衡其他權力的真義與初衷。

如莫斯科維奇所指出，在沙龍和咖啡館文化盛行的歐美，人們對雅典的市民辯論會場 (agora)常常具有一種懷舊之情。那是人與人之間最直接的交流。然而當媒體以一種意見掮客的身份出現時，人們總是難免對它時刻警惕。如果說廣場上的交流打破等級森嚴的壁壘，那麼報紙在傳播資訊時同樣勾搭了壁壘。正是對於個體權利的這種敏感，使西方知識分子對媒體保持著一種批評的傳統。巴爾扎克在小說《幻滅》中將媒體比做&ldo;國家的統治者&rdo;，&ldo;做一名新聞記者就是在文字的共和國裡做一名地方總督&rdo;。塔德同樣認為報紙把人們從廣場、咖啡館和劇院趕回到家裡，並將他們團結在自己周圍，&ldo;以偽造的論戰場面和觀點一致的幻覺取代了交流和爭論&rdo;。隨著媒體的發展，報紙取代了交流，並消除了小組討論的作用。每一個個體都是單獨地面對報紙和電視，並獨自對報紙和電視的資訊和建議作出反應。更糟糕的是，如莫斯科維奇所揭示，&ldo;對報紙上的評論、電視螢幕上的形象或收音機裡的聲音表示贊成、譏笑、否定、糾正或回應都是不可能的。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現在我們只能被動地受它們控制，屈從於印刷出來的東西或者拍攝下來的形象之權威。&rdo; （《群氓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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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天黑道晚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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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在電視文化面前消逝了。當尼爾波茲曼(neil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