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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命運處在一種悖論中。
在中國百年文學發展中，只有魯迅和趙樹理這兩個作家，在一種意識形態中被高度認同。具體形式就是魯迅和趙樹理都曾被作為中國作家學習的“方向”提出。毛澤東在《新*主義論》中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幾句話中，連續使用七個“最”來評價一位故去的作家，可以反映出對這位作家認同的急迫心情。這樣的評價方式，在“*”中又用來被評價評價魯迅的人。1949年以後，幾乎所有在此之前成名、當時還健在的中國現代作家都曾受過各種形式的批判，魯迅是唯一例外，一個合理的解釋是當時魯迅已是故人。但就是這樣後來還是出現了“魯迅活著會如何”的疑惑，這個問題提出本身就是對魯迅命運的一種追問，雖然是一種假設性質的問題，但卻在相當程度上預示了魯迅在1949年後命運的可能性，特別是傳達出了高度評價魯迅的政治意圖，事實上是為魯迅設定了批判的邊界，魯迅自由的批判精神不能再像以往那樣自由，而這與魯迅精神已相去甚遠。據周海嬰講，1957年毛澤東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天，羅稷南也參加了座談。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澤東對此問題十分認真，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1關於是否存在“魯迅悲劇”以及這種“悲劇”形成的原因，容當以後再論，本文從小說《小二黑結婚》的一個細節討論“趙樹理悲劇”的成因。
二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魯迅去世後，趙樹理是唯一沒有到過延安，但能獲得延安文化高度認同的作家。1943年，《小二黑結婚》發表後，很快得到楊獻珍、彭德懷、李大章等中國共產黨北方主要負責人的高度評價。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後，能在極短時間發現趙樹理這樣的作家是非常難得的。1947年夏天，晉冀魯豫邊區文聯召開專門會議，討論趙樹理的文學創作，最後得到一致意見，認為趙樹理的創作精神和他的文學成果，應當成為延安文藝工作者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具體方向。2後來，由陳荒煤執筆寫成《向趙樹理方向邁進》。由此開始，當時左翼文化界的代表性人物郭沫若、茅盾、周揚等人都專門寫了文章讚揚趙樹理的文學創作。
趙樹理對於農民有特殊感情。他能寫出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通俗化作品，不是有意識地要迎合誰，而是緣於自覺的生活體驗。他是在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前，就自覺實踐文藝大眾化觀念的作家。40年代初，他在太行山根據地知道了毛澤東的這個講話以後，他認為這是毛澤東批准了他過去的主張。3延安文化認同趙樹理的文學創作本身並不是注重他的小說精神，而是注重小說的形式。彭德懷給小說的題詞是：“像這樣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這個題詞中的關鍵詞是“通俗故事”，事實上以後對趙樹理文學創作的評價始終在“大眾化、通俗化”以及“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這個層面上。表面觀察，“趙樹理創作方向”中存在形式重於內容的現象，實際上，對形式的肯定是基於作家敘述的社會生活內容恰好是意識形態所期待的。也就是說，當趙樹理文學創作的內容與當時意識形態發生衝突的時候，“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