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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有很多蘇聯導演在北京。我們請他們看《中華女兒》。一個是拍《解放了的中國》的導演,還有一個故事片的導演格拉季莫夫。當時周揚同志、茅盾同志都在場,他們問:“這個電影我們可不可以拿走?”周揚同志說:“可以,可以。”
1951年我隨中國代表團到蘇聯去。在這之前《中華女兒》已經在蘇聯上演了,演出之後,拍《鄉村女教師》的頓斯克依導演,後來他拍了《偉大的公民》、高爾基的《母親》,給我寫了一封信來,還送了我一件禮物,一個圓形酒壺。
他在這封信裡,說特別欣賞一個鏡頭。就是胡秀芝入黨的時候,我用了一個鏡頭,紅旗底下一個鏡頭是牡丹,最美的花。我去的時候,影片已經翻譯成蘇聯話了,翻譯得好極了。錄音錄得非常有感情。對比之下我發現中國的錄音有點舞臺腔。另外他替我剪輯,壓縮了。畢竟是大師,他重新剪輯的非常精彩,我學了很多東西。
後來我到基輔去看他,一見面他就拍著我的腦袋說:“小孩子。”我送給他一個刻著他的名字的印章。他也不知道這是幹什麼的。他那時正在導演高爾基的《母親》。我就說:“我回去要拍一箇中國的《母親》。”他說:“好啊。”回來以後,我拍了《母親》,張瑞芳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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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撞火車的“拼命三郎”(1)
從《中華女兒》到《母親》中間還拍了一個片子。
我有一個特點,就是領導交給我的任務我一律接受,不講價錢,只要領導說給我拍,好,我就拍。我當作學習,熟悉業務的機會,當做練習。給我任務我就拍,所以我拍了一些也不是那麼好的。甚至於有一部電影,宣傳總路線的,一個多月必須拍完,連劇本都沒有,只有一個舞臺劇叫《春風吹到諾敏河》,東北的,寫合作化。那會兒我們黨宣傳合作社,為配合這個宣傳,要拍這部影片。舞臺劇的原作者是安波(這個同志犧牲了),我拿著這個劇本跟海默合作把舞臺劇改成電影,兩天兩夜沒睡覺,然後又四天四夜沒睡覺分鏡頭,八天八夜沒睡覺,第九天開拍。
外景在長春電影製片廠附近的四十里的農村。白天拍完外景,吃過晚飯,坐著大汽車回到電影廠拍房子裡的戲。拍完戲12點了,坐著大汽車回到農村去睡覺,天亮了起床拍外景。
這麼拍了幾天,人非常疲勞,連司機都疲勞。有一天晚上,拍完戲要回去了,我們有兩輛車,一個吉普車、一個大卡車,卡車坐工作人員、演員;我還有攝影師坐吉普車,攝影機也放在吉普車上。大卡車拉著演員已經走了,演男主角的演員我沒讓走,我說:“你跟我坐小車舒服一點。”我們把膠片送到洗印車間,手續辦好了,才坐車走。
離電影廠十幾里路有一個火車岔道口。那個岔口不是正規的道口。因為在那兒附近建設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正在施工,運土、運料都從那兒走,沒有人管。我們過這個岔口時,攝影師、我的助理都睡覺了,男主角在我旁邊坐著也睡了,只有我和司機兩個人沒有睡覺。當時司機實際上也在半睡狀態。我在考慮明天應該拍什麼,幾個鏡頭怎麼拍。我正想著,剛走到鐵路這兒,只聽火車“咣啷,咣啷“開過來了。我說:“火車!”話音剛落,“咣!”火車就給汽車撞了。
汽車壓在火車道上,火車前邊不是有那麼一個鐵東西擋著嗎?汽車就掛在上面,跟著跑,而且橫著滾。我心裡清楚極了,撞火車了,全要犧牲了。頭腦清楚極了,只覺得一會兒這個壓在我身上了,一會兒那個打在我身上了,裡邊三四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