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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爾夫撰述的文藝批評起先大都發表於《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與《紐約先驅論壇報》等報刊上，因為她是特約撰稿人。以後結集，題為《普通讀者》（兩卷，1925，1932）。這是作者自謙，意為這些文章是一個普通讀者所寫，任意鑑賞，信筆拈來，並非嚴肅的論文。其實，這正是女作家評論的特點：獨抒己見，揮灑自如，夾敘夾議，機趣橫生，娓娓而談，毫無說教或枯索之嫌。在所有評論中，代表性的力作有四篇：除了上文所引《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以及《自己的房間》之外，乃是《現代小說》與《獨木橋式的藝術》。這幾篇和大部分評論，在她去世後，由李奧納特彙編成《弗吉尼亞·伍爾夫文集》（四卷，1966—1967）。
在女作家三十餘年筆耕生涯裡，貫串著一出悲劇，使她身心交瘁，創作蒙受損害；即她反覆被憂鬱症侵襲，屢次瀕於精神分裂，終於絕望，投河自盡（5）。
實際上，每當伍爾夫完成一部小說，病魔便來糾纏，困擾不堪，幾乎精神崩潰；但每次她都竭力挺住，同病魔周旋、搏鬥，復原後又以更大的熱忱投入寫作。這種獻身於藝術的韌性，同喬伊斯晚年瀕於失明而堅持創作的毅力足以媲美了。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可以說她致力於創作是為了戰勝病魔，追求解脫吧。
儘管伍爾夫寫作時神志清醒，但痼疾的陰影勢必在小說與文章內隱現，甚至相當濃重。譬如在《達洛衛夫人》裡，當女主人公克拉麗莎在晚宴將散席時，聽到賽普蒂默斯自殺的噩耗，立刻覺得自己“很像那陌生的年輕人……多奇怪，對他毫無所知卻又那麼熟悉”。同時，她猜準了那青年是跳樓而死的，迫使他尋短見的是佈雷德肖之流。所有這些感觸與想象，在一定程度內，折射了作者的心境。
小說並非自傳，其中人物不等於作者，然而，作者的經歷和思想感情會以間接而曲折的方式，移植在某些形象及細節內。在這一點上，克拉麗莎與賽普蒂默斯影射了女作家的複合性格以及內心衝突。具體地講來，克拉麗莎代表作者樂生、理智與隨俗的本性，特別體現在她同丈夫理查德·達洛衛和情人彼得·沃爾什的“三角”糾葛中；經過不少波折與再三權衡之後，克拉麗莎終於嫁給平庸而可靠的議員達洛衛，捨棄了心地淳厚、耽於幻想而不諳世故的“浪子”沃爾什，儘管未能忘情於他，即使在他浪跡天涯（印度）之時，也念念不忘。
另一方面，賽普蒂默斯則象徵女作家內心深處孤傲、高潔和厭世的情緒。事實上，伍爾夫曾在日記中透露，她要“探討瘋狂與自殺的根源，比較常人同狂人各自心目中的世態”。按這本小說最初的計劃，並無賽普蒂默斯這一角色，最後自盡的乃是克拉麗莎；以後，作者改變初衷，增加了那年輕的“瘋子”，為了讓他體現“狂人的真諦”，而克拉麗莎成為“正常的真理”的化身。其實，前者更真切地映現了作者的深層心理。她還在日記中流露，她曾聽見鳥兒用希臘語啁鳴，正如賽普蒂默斯的幻覺。此外，她在第二次精神危機中，也如小說裡那狂人的結局，渴望跳樓，一死了之。
疾病的消極影響不僅表現在內容上，並且從文體中也能看出蛛絲馬跡。無論在小說或論著內，伍爾夫的文筆時常是即興的、跳躍式的，似乎心血來潮、一揮而就，或顛來倒去、自相矛盾；某些評述條理不清，論證不夠嚴謹，引語有些失實。固然，這種風格可謂意識流的特徵，但也是神經質的缺陷吧。
長期的精神抑鬱以至幾乎錯亂，乃是伍爾夫厭世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尤其是動盪的時代、紊亂的社會以及植根於異化的思潮，也起了很大的反面作用。伍爾夫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殘酷的烽火使她震驚，尤其是法西斯對倫敦的反覆大轟炸，更使她震撼不已，甚至想象希特勒很可能勝利，到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