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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
隨著“王張江姚”四人幫的垮臺，中華大地終於結束“十年動亂”呈現出“嚴冬過盡綻春蕾”的令人歡欣鼓舞的新氣象。其中最具標誌性的重大政治事件是：“推薦工農兵上大學”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是全面恢復“高考制度”。面對國家首先在教育領域的“破冰”改革，一度被壓抑多年的全國各族青年無不歡呼雀躍。大家奔走相告，竟相翻出書本，挑燈複習，開始迎戰即將到來的第一次“大考”。
那一年，三哥貴章和我也都決定參加高考。當時貴章哥已結束知青生活返城在吉林市第二建築公司做了一名瓦匠。他在磐石朝陽山結識的右派陳子夫也已平反被安排到吉林市總工會職工培訓中心做了一名講師。兒子陳曉珊和女兒陳菲菲還在磐石朝陽山參加勞動。據貴章哥講，陳曉珊和妹妹陳菲菲也都準備報名參加1977年度的冬季高考。後來政審時妹妹陳菲菲透過並一舉考入長春地質學院，後畢業被分配到吉林省黃金研究所當了一名研究員；陳曉珊則因在文革期間“涉嫌現反言論”尚未作出評反結論而被剝奪了當年的“報考權”。
在此期間，貴章哥為鼓勵我參加高考還專門給我郵來了一疊子複習資料。怎奈因當年在校讀書我哥倆均以語文一科見長，數理化失分太多而雙雙落榜。有鑑於此，為尋求改變現狀我兄弟決定一邊工作，一邊繼續備戰1978年度高考。
令我至今仍念念不忘的是：當年鹿場書記徐乃遷為支援我備戰1978年高考曾為我提供了許多便利。此外，我的母親還從一家人的“牙縫中”每月摳出10塊錢支援我去上縣裡的高考補習班。初始階段我借住在縣玻璃廠我的同學赫令江的職工宿舍，一日三餐吃在玻璃廠的職工食堂，一應花銷還能承擔得起。然而好景不長，10天后我就被赫令江的領導給轟了出來。無奈，我只能被迫退出補習班，回鹿場邊上班邊備戰高考。因為我不忍心只為自己而讓家人去喝“西北風”。結果，1978年的高考本人非常遺憾地只因一分之差再次名落孫山。值得慶賀的是，貴章哥當年總算將巴進線考入吉林市聯大”中文系，結束了他在吉林市第二建築公司的“瓦匠生涯”；他的好友陳曉珊當年也透過政審一舉考入大連鐵道學院，後成為吉林電力大學的一名老師。
打這以後，高考一年比一年難度大。特別是與剛走出校門的應屆畢業生“同臺pK”已經幾乎沒有勝出的可能。說白了，要實現對自己人生軌跡的改變，唯一的途徑就是報考農場“以工代幹”崗位了。好在1977年10月我已被恢復“團籍”，同時還被解除了報考場內“公共崗位”的各項封禁。
在默默的期盼和等待中，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的機會終於來到了：1979年10月，農場計劃面向全場在職青年職工和應屆高中畢業生透過考試公開招聘5名“以工代幹”教師。得到這個訊息，我立即前往場部政工股李忠孝股長處報了名。現在看來，那是農場有史以來聲勢最大、報考人員最多的一次公招，但也是存在舞弊非議最多的一次公招。
關於那次公考，全場上至場領導，下到普通職工無不期盼參考子女有幸透過公招改變自己的命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近水樓臺者”不惜鋌而走險，開始挖空心地把“算盤”打到“出題老師”的身上。就當時的情況而言，這也的確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辦法。
針對那次公招我是不配也不敢作非分之想的。但我自有我的一套“妙想”。即先對本次公招從報名物件、錄用名額、出題老師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然後得出“知己知彼”的判斷：即本次公招農場若單憑文化課考試排序作為唯一錄取標準，我百分之百沒戲。其理由，一是本人嚴重偏科，數理化會扯後腿；二是已離開校門三年半，與剛畢業的“小字輩”同時競考根本沒有勝出的可能。由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