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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楊奠坤懷著沉重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住處。他一進屋就倒在床上，閉上雙眼，陷入無限的痛苦之中。他剛從伊萬諾夫那裡聽到一個不幸的訊息：蘇軍總參情報部部長、卓越的反間諜專家揚&iddot;卡爾洛維奇&iddot;別爾津被秘密處決了。
楊奠坤怎麼也搞不明白，一個忠誠的蘇維埃戰士，紅色政權的保衛者，怎麼一下子會成為&ldo;人民的敵人&rdo;？他痛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師長、可信賴的上級，同時，也為蘇維埃政權失去這樣一位優秀的革命者而感到惋惜。
這時，楊奠坤才明白，為什麼&ldo;戈比旦計劃&rdo;遲遲沒有實施。隨著別爾津的被捕，一個規模龐大的偵察計劃也化為了泡影。
1939年夏的一天，伊萬諾夫約楊奠坤來到外白渡橋，他們一起眺望黃浦江的一幢漂亮的尖頂四層大樓。那是蘇聯駐上海總領館。
&ldo;瓦爾德爾，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rdo;伊萬諾夫非常傷感地說。
&ldo;你是要回國嗎？&rdo;楊奠坤輕鬆地說，&ldo;我恭喜你，你已很久沒回到祖國了。&rdo;
&ldo;可我愛這個國家，愛這裡的人民，&rdo;伊萬諾夫動情地說，&ldo;這裡有我的事業，我的戰友。&rdo;
&ldo;你隨時都可以回來麼。&rdo;楊奠坤安慰道。
&ldo;可能我不會再回來了。&rdo;伊萬諾夫沉重地說。
&ldo;為什麼？是因為別爾津同志的事嗎？&rdo;楊奠坤驚訝地問。
伊萬諾夫沒有作聲，過了一會兒才說：&ldo;還有另一個原因。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關閉了，後天我將和總領事鮑&iddot;米&iddot;西曼斯基回國。&rdo;
楊奠坤感到了一種不祥之兆，定了定神他又問：&ldo;那麼誰來領導我們呢？&rdo;
&ldo;你的新領導人會來找你的。&rdo;伊萬諾夫掏出一張舊美元遞給他，&ldo;記住，他叫喬琪。&rdo;
8月的一天，蘇軍總參情報部派來了新領導人喬琪，他是以美國一家公司經理的身份來到上海的。在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館，他和楊奠坤見了面。
喬琪面色陰沉，從無笑容，說話生硬，跟伊萬諾夫簡直是鮮明的對比。
喬琪嚴肅地對楊奠坤說：&ldo;世界形勢發生了新變化，中日戰爭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我們停止一切暴力行動，致力於搞靜態情報。你與以前的上級和同志們聯絡的聯絡點和通訊都不要用了，完全按規定在外面接頭。如果連續三天接不上頭，就再隔十天仍在原規定的時間地點接頭；仍接不上，就說明是對方出了問題，要立即切掉聯絡；如果失掉聯絡，到備用地點，在牆上或電線桿上寫1+15+8，即1月15日8時，即可聯絡。&rdo;
楊奠坤覺得，喬琪這個人有一套，是個富有智慧的間諜。但欽佩之餘，又多少有一些敬而遠之的感覺。
1939年，歐洲戰局突變。9月1日，德國軍隊向波蘭發動進攻，9月3日，英、法等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9月30日，德軍佔領波蘭全境。一時歐洲陷入恐慌之中。
1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成立江南指揮部，一部分兵力在揚州、泰州、天長、六合地區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寧滬線從此不再太平。
此刻，日軍在中國戰場速戰速決的企圖和誘降陰謀也沒有得逞，它的陸軍主力陷於中國戰場難以機動，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計劃受挫。
一天，喬琪在法國公園內向楊奠坤下達任務，讓他獨自一人作為信使去香港，取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