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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瞭解或根本不關心的。電報可能已經使這個國家成為“一個社群”，但這個社群卻是奇怪的，因為這裡住著一群彼此之間除了瞭解一些最表面的情況外幾乎一無所知的陌生人。
既然我們現在確實生活在這樣一個“社群”裡（現在有時被稱作“地球村”），那麼你可以透過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來了解到底什麼是沒有語境的資訊：早晨的廣播或電視，或者早晨的報紙，有多少次為你提供了需要改變一天計劃的資訊，或讓你決定採取本來不準備採取的行動，或幫助你更加了解了你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天氣預報有時有用；對於投資者來說，關於股票市場的新聞可能有用；或許有關犯罪的報道也會影響我們，特別是如果犯罪行為碰巧發生在你住的地方或涉及某個你認識的人的話。但我們生活中的大多數新聞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為我們提供一點談資，卻不能引導我們採取有益的行動。這正是電報的傳統：透過生產大量無關的資訊，它完全改變了我們所稱的“資訊—行動比”。
不管是在口頭文化還是在印刷術文化中，資訊的重要性都在於它可能促成某種行動。當然，在任何一種交流環境中，輸入（人們得到的資訊）總是多於輸出（在所得到資訊的基礎上採取行動的可能性）的。但是，由於電報的發明，再加上後來其他技術的發展，資訊和行動之間的關係變得抽象而疏遠起來了。在人類歷史上，人們第一次面對資訊過剩的問題，這意味著與此同時人們將面對喪失社會和政治活動能力的問題。
問問自己下面這一系列的問題，你可能就會更明白上文的意思了：對於解決中東的衝突你準備採取什麼行動？對於解決通貨膨脹、犯罪和失業問題你有何高見？對於保護環境或降低核戰爭危險你有什麼計劃？對於大西洋公約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美國中央情報局、反歧視行動計劃和伊朗巴哈派教徒遭受的殘暴行徑，你準備採取什麼行動？我可以大膽地幫你回答：你什麼也不打算做。當然，你可能會為某個自稱有計劃、也有能力採取行動的人投上一票。但每兩年或四年你才可能有一個小時來投票，這根本不足以表達你滿腦子的想法。我們也許可以說，投票選舉是逃避政治無能的表現。比投票選舉更糟糕的是參加民意測驗。民意測驗的組織者透過一些呆板的問題得出你的意見，然後把你的意見淹沒在相似的意見中，最後把這些意見變成——還能是什麼呢？——另一則新聞。所以，我們就陷入了一個無能為力的怪圈：你心裡有很多想法，但你除了把這些想法提供給記者製造更多的新聞之外，你無能為力；然後，面對你製造的新聞，你還是無能為力。
在電報時代之前，資訊—行動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能夠控制他們生活中突發事件的感覺。人們瞭解的資訊具有影響行動的價值。但在電報創造的資訊世界裡，人們失去了行動的能力，因為整個世界都變成了新聞存在的語境。所有的一切都事關每個人。我們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們任何問題的資訊，而且對於這些資訊我們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第五章 躲躲貓的世界（20）
我們也許可以說，電報對公眾話語的貢獻就是使它變得無聊而且無能。還不止這些，電報還使公眾話語變得散亂無序。用路易斯·芒福德的話來說就是，它帶給我們的是支離破碎的時間和被割裂的注意力。電報的主要力量來自它傳播資訊的能力，而不是收集資訊、解釋資訊或分析資訊。在這方面，電報和印刷術截然相反。例如，書籍就是收集、細察和組織分析資訊觀點的絕好容器。寫書、讀書、討論書的內容、判斷書的價值（包括書的版面安排），都是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的。寫書是作者試圖使思想永恆並以此為人類對話做出貢獻的一種努力。所以，無論什麼地方的文明人都會視焚書為反文化的罪惡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