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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改革者們，除了勇於創新，最為關鍵的便是依靠堅實的靠山。商鞅變法的成功，少不了秦孝公這一後盾支援；而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車裂，人亡政不息，商鞅個人的不幸換來了秦國的大興。

當靠山消失，即便改革再成功，也難免有犧牲。張居正面對的局面更為險惡，且不說強大的保守勢力異常頑固，習慣於祖宗成法，牴牾張居正種種革故鼎新的措施。單名分上就存在莫大問題，明代內閣首輔在法理上不過是皇帝秘書，根本沒有裁斷政務的權力，他只不過是個名不正言不順的&ldo;宰相&rdo;。在這種氛圍中推行新政，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進行改革，不僅要有理論說服統治者，更要有實力說服天下人。

當初王安石變法，政策過激而超越民眾實際承受能力，一個&ldo;保甲法&rdo;弄得民不聊生，凡有男丁者莫不整日憂心；那個&ldo;方田均稅法&rdo;又觸動地主私利，得罪了政敵。反對派司馬光執政後也進行一系列改革，因方法得當反而有所進展。

張居正對此有獨到的認識體會，他在《資治通鑑直解》中說：&ldo;大抵天下之事，久則不能無弊，固宜通變，然須合乎人情。宜於土俗，從容改圖，而後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國勢頗不振矣，安石所謂變風俗、立法度，未為不是，但其不達事理，不識時宜，直任己見而專務更張，逐使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君子為之一空。有才而無識，可勝惜哉！&rdo;

張居正以一個大政治家的親身經歷，比較公允地評論另一位政治家，既非司馬光輩的頑固，又不若後世同情者百般為其辯護。他以史為鑑，先吏治再經濟，層層推進，穩健開展。

因此，張居正的反對者們沒有司馬光那樣理直氣壯，況且張相新政切中時弊，成效卓著，反對者只好首先從攻擊張居正個人操守著手。

孔老夫子有句至理名言：&ldo;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rdo;上位者即使有周公那樣出眾的才能，如果驕傲自大而又貪鄙小氣，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一看。畢竟，在那個道德至上的年頭，士大夫對道德的要求遠遠高過才能。

大明王朝文官集團中以氣節自負的&ldo;清流&rdo;，彷彿就是為了挑毛病才降臨人世，他們常與當道者對抗，以表明自身的清正與聖教的純正。他們為了反抗強權、博得名譽，可以犧牲一切，甚至不惜賭上大明王朝的命運。

樹大招風，處於輿論風口浪尖的張居正一舉一動無不被人廣為關注。張居正再神通廣大，也無非是個吃五穀雜糧的凡夫俗子，想要找其把柄，並沒太大難度。

兩宮皇太后、皇帝高度信任並依賴張先生，把朝廷大權全都委託給他，張居正也成為有明一代最有權勢的臣子。可權重遭忌，自古君主最忌諱的莫不過是大臣太貴，況且明代法理上已無真宰相，大學士的合法權力遠低於前朝宰輔，所以自打張居正秉政以來，很多人都非議他竊奪人主威福以自用。

崇禎年間，張居正著名的曾孫張同敞就百思不得其解地詢問朋友：&ldo;我曾祖的功業如今尚可見，為什麼史家多批評之詞？&rdo;

朋友答曰：&ldo;權與奸的差別不過毫髮之間，你曾祖是一位權相，權勢過重，因此怨恨他的人詆毀他，稱其為奸相。&rdo;

張同敞無奈地預設此說，後人尚且如此，遑論外人橫議？張居正不管這些，他清楚自己的能量，時常告誡下屬：&ldo;吾非相，乃攝也！&rdo;（我不是宰相，只是代行國政。）

得罪了一群人

自古文臣死諫，尤其那些握有&ldo;尚方寶劍&rdo;的御史、給事中們&ldo;唯恐天下不亂&rdo;。言官官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