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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軍隊合起來，據稱兵丁過百萬，可實際上能戰者不過十萬，且兵匪混雜，善戰者少，善劫者眾。另一麻煩在於：南明政權任命四大軍閥鎮守四鎮要害地區後，卻發不出軍餉，所以四鎮乾脆就地取材，搶奪百姓，甚至彼此火併，爭搶富裕地區。加之此輩之間私仇頗深，每次軍事行動時，都欲先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根本談不上聯手抗擊清軍。於是，北方形勢危機時，高傑卻與黃得功為爭搶揚州，大大出手，史可法為平息爭端只得離開南京，親守揚州。
面對弘光政權這幅爛攤子，文臣書生象他們北方的老前輩一樣，繼續提出一個又一個空洞無用的計劃！松江幾社（復社內部最著名的組織之一）的實際領袖陳子龍在南京兵部任職負責南京防務時，便主張建立一支以儒家精神激勵著的子弟兵，同時藉助山東、河北的&ldo;義士&rdo;，興師北伐，一舉收復失地。陳的建議中還有另一層意義，即讓弘光支援江南主張北伐的&ldo;眾賢&rdo;之意，趁機打擊朝中閹黨勢力。至於北伐的基礎何在，陳子龍認為這是民情所向，他心中，北地&ldo;義旗雲集，鹹拭目以望王師。&rdo;（《洪業》，第121頁）
比這更有想像力的是大儒劉宗周的建議，劉宗周時任左都御史，他一上任就指責高傑、劉澤清等人土匪出身，是自私、投機分子，君子不屑與之同伍，繼而又主張那位&ldo;萬事莫若杯在後，一生幾回月當空&rdo;的弘光皇帝御駕親徵，並相信一旦如此，百姓便會群起響應，北地須臾可復矣。此論一出，劉澤清立刻上疏參劾，馬士英也以欲危害皇帝性命的理由彈劾他，朝中勛臣趁機將打擊面擴大到所有支援姜曰廣的&ldo;閣臣&rdo;身上，結果劉、姜雙雙罷官回家，&ldo;北伐宏業&rdo;在一片吵鬧中不了了之。
與這些人相比，同為書生出身，卻執掌著兵權的官員就現實多了。馬士英也好，史可法也罷，都不幻想著迅速收復中原，雖然史可法也強調進攻，但主要思路是以攻為守，保住南京。可他們還是犯了一個致命錯誤，尤其是史可法，排兵布陣&ldo;只顧守衛淮安地區和南京，而忽視對付來自北方日益增長的現實威脅的思想。總之在史可法看來，最主要的敵人顯然是農民軍而不是清軍。&rdo;（《洪業》，第113頁）與史可法一樣，南明許多官員對農民軍的仇恨和恐懼遠大於清軍，他們擔心清軍與農民軍聯合，所以樂得旁觀清軍與農民軍在中原廝殺。&ldo;以夷滅順&rdo;的思想使南明軍隊錯過一次次戰機。
文官對南下清軍的誤判，主要在於他們對敵人知之甚少，很多人只是根據對以前蒙古部落的印象和查詢歷史書本上的記載進行判斷，而沒有也不願進行複雜的實際情報蒐集工作，從而想當然地把清軍等同於傳統遊牧部落。的確，傳統遊牧民族沒有城市管理經驗，他們對中原只是進行週期性的搶劫，甚至在遊牧民族看來，城市是一種累贅。十世紀時契丹人攻佔開封，竟不知如何處理，只好退出該地；成吉思汗的部下勸他緩攻西夏時也說：&ldo;唐兀人（即西夏人）住在城裡，總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們。&rdo;（[法]格魯塞：《蒙古帝國史》龔鉞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272-273頁）然而，清軍在未入關前已開始漢化，入關就為奪天下。
當清廷掃滅中原義軍殘部後，自然沒回老家，反而大舉南下，直撲南京，這使等著坐收漁利的南明部隊亂作一團。1645年1月，史可法命高傑率部進駐淮州，與那裡的許定國部一起阻擊多鐸的部隊。由於高傑降明之前曾殺害過許定國一家老小，許恨透了這位&ldo;反賊上司&rdo;，加之許已生降清之意，所以借宴請高傑之機，把高傑和他的衛隊殺得一個不剩，然後投清而去。高傑部群龍無首，史可法建議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