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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
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
這位石齋先生不愧是國學大師，聯語用諧音、嵌字的方法，暗寓&ldo;史可法忠&rdo;&ldo;洪承疇反&rdo;的意思，看似信手拈來，實則妙不可言。洪承疇見了，羞愧得無地自容，哪裡還有臉面勸降？隨即下令將黃道周處決。黃道周遙拜明孝陵（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及皇后馬氏的陵寢），然後端坐在紅氈上，神色自若。一弟子請他給家裡留下遺言，他撕開衣襟一幅，將右手食指咬破，滴血書聯雲：&ldo;綱常千古；節義千秋。&rdo;
黃道周用血寫下的這個&ldo;綱常&rdo;和&ldo;節義&rdo;，便是中國儒家文化中最為神聖的兩塊基石，之所以有那麼多的文化人對反清復明矢志不移，其源蓋出於此。要說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澤，實在是沒有根據，在此之前，他們大多&ldo;處江湖之遠&rdo;，鬱鬱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舊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轉得比誰都快。因此，這些文人祭奠的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張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並且江南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當此舊王朝覆亡之際，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隊伍中最為痛心疾首的一群。當時名滿天下的一些學界鉅子，幾乎無一例外地加入了這個行列，黃宗羲、顧炎武、劉宗周，當然還有我們剛才說到的黃道周。只要大略看一眼這串在中國文化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檢也應該感到欣慰了。
新王朝的統治者起初只顧忙於殺伐徵戰，對這群不要命的文化人很有點不以為然，&ldo;秀才造反，三年不成&rdo;。幾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怕他作甚？但等到天下初定，甲冑在身的武士們或歸順或敗亡以後，他們才意識到，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騎在馬上解決的，文人自有文人的厲害，&ldo;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拋處血斑斑&rdo;。殺幾個文人固然不費勁，但問題是總殺不乾淨，你這邊刀上的血還沒有揩去，他那邊又把脖子迎上來了。再一細看，原來他們手中雖沒有吳鉤越劍，卻握著&ldo;批判的武器&rdo;，這武器就是巍巍蕩蕩的漢文化。
事情於是發生了變化，起初是南明的武士們在清軍鐵騎面前頂禮膜拜，現在卻輪到新王朝的統治者在氤氳纏綿、博大精深的漢文化面前誠惶誠恐了。這中間一個最明顯的訊號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聖祖玄燁帶領文武大臣來到南京的明孝陵前，當今皇上的一切顯赫和威儀都免了，一行人在陵前規規矩矩地下了馬，不走正門不走中道，卻從旁門步行，一路上行三跪九叩首禮節，到了寶城前，則行三獻大禮。禮畢，康熙又親書&ldo;治隆唐宋&rdo;碑文，令江寧織造郎中曹寅刻石制碑，立於陵殿大門正中。對朱元璋的評價在唐宗宋祖之上，這不是一般的抬舉了。當雄才偉略的康熙大帝在朱元璋面前躬身拜倒時，那身影所投射的，顯然不僅僅是對一位前朝君王的禮節性尊重，而是傳遞了一種資訊：以&ldo;外夷&rdo;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對漢文化同樣是很推崇的。
康熙謁陵完畢，又繼續南巡去了，接下來的工作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來做。曹寅不僅是負責將皇上的御筆刻石制碑，在長達數十年的江寧織造任上，他實際上負起了對江南知識分子進行統戰的責任。從他給康熙的那些連篇累牘的奏摺中就可以看到，康熙想了解的是何等詳盡，有些看來不應該出現於奏摺中的瑣碎小事，諸如風俗人情、街談巷議、三教九流、詩酒趣聞之類，曹寅也都包包紮扎，用快馬送往京城，那裡面的口氣，竟有如君臣就著一壺清茗拉家常一樣。曹寅這樣做，自然是得到康熙授意和鼓勵的。康熙喜歡看這些花邊新聞，大概不會是為瞭解悶兒，他是要把江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