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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艱難、緊張的辦學同時,唐君毅也絕不放棄任何一個向世界宣傳中國文化的機會他曾多次參加各種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如:1957年出席在夏威夷舉行的第三次&ot;東西哲學家會議&ot;,此後又在1964年出席了第四次&ot;東西哲學家會議&ot;,並受聘在夏威夷大學專講&ot;新儒學&ot;數周;1965年出席了在南韓漢城高麗大學舉行的&ot;亞洲近代化問題國際學術大會&ot;;1967年出席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ot;明代思想國際學術會議&ot;;1969年,被聘為東西哲學家協會國際委員會委員,協助籌辦並出席了夏威夷第五次&ot;東西哲學家會議&ot;;1970年出席了哥倫比亞大學在義大利舉辦的&ot;中國十七世紀思想會議&ot;等等所有這些東奔西走,勞攘奔波,皆源於其心中蘊藏的對中國文化的摯愛以及亟欲將之傳播於世界的堅定信念和執著追求

唐君毅儘管處境艱迫,卻能外抗塵俗,專志宏道、育人,內而奮發勵學,筆耕甚勤他本&ot;新儒家&ot;一脈,沿&ot;返本開新&ot;之途,予儒家思想繼續發揚光大他認為,先前諸師友如蒙文通、梁漱溟、熊十力、方東美、錢穆、牟宗三等人對中國文化問題的論著皆大有助於民族文化的復興與民族精神的自覺但遺憾的是,幾乎都沒有或甚少從分析中國哲學的智慧入手來闡釋中國文化的&ot;精神價值&ot;有鑑於此,他在1953年出版了《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從中西文化思想比較的角度入手,力求以清晰、明瞭的哲學概念,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之人生意趣、文藝境界、人格精神和宗教智慧等通常須以直覺了悟之內在意蘊一一加以疏解,以凸顯中國文化的本來面目,彰揚中國文化之獨特精神,並闡述中國文化精神對西方文化精神可全部攝取之理由,以展開中國未來的人文世界1955年,他又出版了《人文精神之重建》(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開新》)他基於&ot;中國人文精神之返本,足為開新之根據,且可有所貢獻於西方世界&ot;這樣一種信念,力圖從觀念上疏導、融解近百年來中國人所感受之中西文化的矛盾衝突,並圍繞著他極為著重的為學為人之中心信念:&ot;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亦當是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ot;,而展開了人生理想、人格範型與人文精神之廣泛討論

1957年,他應美國務院邀請,赴美訪問、考察,其間與居美的另一位新儒學重要人物張君勱多次晤談,都覺得歐美學人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方式及其觀點多有偏狹與不當之處遂擬聯名發表一文化宣言以對治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種種偏見大意既定,即由張君勱致函當時在臺灣的牟宗三、徐復觀二位先生,徵得同意,並先由唐君毅起草初稿,再寄給其他人過目徐復觀在後來談到《宣言》的形成過程時說:&ot;這篇宣言是由唐先生起稿,寄給張、牟兩先生,他們兩人並沒有表示其他意見就簽署了寄給我時,我作了兩點修正:(1)關於政治方面,我認為要將中國文化精神中可以與民主政治相通的疏匯出來,推動中國的民主政治這一點唐先生講得不夠,所以我就改了一部分;(2)由於唐先生宗教意識很濃厚,所以在《宣言》

中也就強調了中國文化的宗教意義我則認為中國文化原亦有宗教性,也不反宗教;然從春秋時代起就逐漸從宗教中脫出,在人的生命中實現,不必回頭走便把唐先生這部分也改了改了以後寄還給唐先生唐先生接納了我的第一項意見,第二項則未接受&ot;(《徐復觀傳記資料》〈一〉)

經過反覆磋商,達成基本共識後,遂於1958年元旦在香港的《民主評論》和臺灣的《再生》雜誌上同時發表由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勵、唐君毅四人聯合署名的《為中國文化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