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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凱帝制失敗,梁漱溟也度過了自己的精神危機,經過一番痛苦的思索,他終於出佛入儒,選定儒學作為自己的哲學信仰這種思想轉變最終在他任教北大期間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究元決疑論》(發表在《東方雜誌》第5、6、7月號上)而得識於蔡元培,並受蔡之邀到北大擔任講師,主講印度哲學他到北大的第一天就向蔡元培慎重宣告:&ot;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ot;他在北大先後開設了印度哲學概論、儒家哲學、孔學意旨等課程其講授深入淺出,說理透徹,見解精到,常發人之未發,決世人未決之疑,深受學生歡迎後來成為一代宗師的馮友蘭就是他這時的得意門生

在進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開始了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就開始在北大系統地講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首次運用比較方法學,對中國、西方、印度三方文化產生的歷史淵源,它們各自的哲學根據及它們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而系統的分析並在最後大膽斷言: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1921年暑假,梁漱溟應山東省教育廳的邀請在濟南講授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一連講了40天,最後由陳政、羅常培將記錄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此書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論視角和獨到的見解,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到1929年,此書即已印行八版,並被翻譯成12國文字此書的出版,把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之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也標誌著一種新的治學方向即現代新儒家哲學的產生

1924年夏,梁漱溟為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辭去北大教席,遠赴山東曹州中學試辦高中部,並想以此為基礎成立曲阜大學但不到一年,他又懷著失望的心情回到北京,先客居清華園,編印其父遺稿後又與十多位從山東追隨而來的學生在什剎海共住共讀,互相敬勉在這段時間裡,形成了梁漱溟獨特的教學方式‐‐朝會

他後來回憶說:每天清晨,天將明未明之時,師生共在月臺上團坐其時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一片寂靜;唯間聞更雞喔喔作啼身處此境,頓覺心地清明、精神振奮,且有眾睡而我獨醒之感,並由此而倍感自身於世人於社會責任之重大

大家或講話或沉思反省,盡情地利用這人生最可寶貴的一剎那,抑揚朝氣,錘鍊心志朝會制度從此開始,以後他在山東主辦鄉村建設研究院時仍堅持不懈,後來還將朝會所講輯成《朝話》一書出版

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濟深(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廣東任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籌辦鄉治講習所,並任省立一中校長在這裡,他首次明確地提出並闡述了自己的鄉治理論,主張從鄉村自治入手,改造舊中國,建立一個新中國簡而言之,就是&ot;以農立國&ot;1930年1月,由他參與籌辦的河南村治學院開學,梁擔任教務主任並主講鄉村自治組織等課程是年暑假,又應邀到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作題為《中國問題之解決》的講演闡述他的&ot;村治主義&ot;他明確指出:

&ot;我眼中的鄉治,是看作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新方向&ot;,鄉村運動的實質就是一場文化復興運動

1931年,因蔣馮間中原大戰河南村治學院停辦同年1月,受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之邀,梁漱溟帶領部分同仁赴山東籌辦鄉村建設研究院,並以此為中心,以鄒平縣(後增至14縣)為基地,廣泛地展開了他的&ot;鄉村建設實驗&ot;他主張以&ot;鄉學&ot;代替區公所,以&ot;村學&ot;代替鄉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農村基層政權組織

實際上,所謂&ot;鄉村建設&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