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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及現代之講義體通史、斷代史一類著作的新體裁。這種體裁，黎先生自己稱之為&ldo;細說體&rdo;。
由講史發為著述，&ldo;細說體&rdo;史書的撰寫自有其要領可循。
一是融會貫通。黎東方先生不僅對已逝的歷史過程，有上下、前後、左右的縱橫融通，而且對各家研究得失瞭然於胸，尤其精熟於職官、典制、地理、文化、學術之嬗蛻演變。故而開講中能統而貫之，信手拈來；著書時能信而有徵，言之成理。分之，各為一朝信史，合之，則成中國通史，前後賡續，上下一體。雖然，會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對數千年歷史及相關學問精熟融通、備知種切，臻於太史公所言&ldo;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rdo;者，何其難得。所以，作&ldo;細說體&rdo;史書之難，竊以為首先就難在必須對中國歷史做到真正的融會貫通，才能寫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會通既是講史的功底，著史的基礎，又是睿知之所養成，卓識之所由來。黎先生即是因會通而悟得歷史發展之關鍵，歷史人物之功過，學術流變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張弛，在在皆有獨識精到之論。凡關乎全域性者，詳為論說而不厭其煩，細為闡述而不吝篇幅；無關宏旨者，則一般交代，點到為止。既
具大體，猶見要領，取精用宏，洞其底蘊。所以，&ldo;細說體&rdo;史書，不像講義體斷代通史那樣舉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點，謀篇佈局、主次分明；設題自如而不受章節拘束，各題詳略不強求平衡，全依重要與否為轉移，顯得活潑而富有個性。讀其書，真可謂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三是深人淺出。&ldo;細說體&rdo;史書既從講辭而來，講史要吸引聽眾又不失歷史真實，深人淺出、順暢達意自是題中之義。黎先生所著嗒細說三國》、《細說元朝》等書之所以備受歡迎、洛陽紙貴，就在於敘事明白曉暢而不潔屈尊牙，立論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奧；考鏡源流時條縷清晰、精要畢具，辨章學術則見微知著、要言不煩。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讀者得歷史知識，又能給治史者以啟迪。好讀耐看，雅俗共賞。雖然，黎先生著書的本意在使歷史知識普及化，所著諸書被鄧廣銘先生評為&ldo;標準的深人淺出的歷史讀物&rdo;，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捨從違，校訂&ldo;正史&rdo;之誤而於不疑處有疑，未嘗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淺出的史書，必定是可以稚俗共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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