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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朝著另外一個方向行進。袁世凱和克倫威爾一樣，稱帝則不壽，都沒有活過六十歲，冥冥之中彷彿有天意。然而，歷史的演變卻沒有這樣簡單明快。眾所周知，袁世凱以後的中國，革命復革命，竟然打起了各種革命的聯賽。日本人來之前在互相開炮，日本人走了之後還在互相開炮。
法國曆史學家羅桑瓦龍寫在《結束革命》裡的追問讓人警省——為什麼每當這個國家“自以為駛入寧靜港灣的時候，深淵和沮喪卻總是接踵而至？”
什麼是真正的革命？什麼又是暴力的深淵？早在1929年，胡適先生在《新月》雜誌上發表《我們走那條路》，感慨中國社會充斥了太多暴力與混亂，指出中國最要緊醫治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汙和擾亂這“五個大仇敵”，由此希望能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的國家”。“太平天國之亂毀壞了南方的精華區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復。近二十年中，紛亂不絕，整個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毀了，東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殘破之區，土匪世界。”
“武力暴動不過是革命方法的一種，而在紛亂的中國卻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於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敗的人只圖準備武力再來革命。打勝的人也只能時時準備武力防止別人用武力來革命……於是人人自居於革命，而革命永遠是‘尚未成功’，而一切興利除弊的改革都擱起不做不辦。於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進改革的原意了。”
為什麼“光榮革命”沒有流血犧牲卻達到了革命的目的，而法國革命暴力不斷卻在原地轉圈，這是盤桓在包括基佐在內的法國思想家們心頭的夢魘。革命的真正目的在於增進國民的福祉、整體性的自由，在於從此告別革命而非不斷革命，否則革命從一開始便已經誤入歧途。
必須承認，在經過漫長的流血的革命的世紀之後，中國告別革命的任務遠沒有完成，這是這代人最需要面對的現實，也是最應擔起的責任。如前文中談到的，法國最終告別革命，經歷了漫長的一個世紀，是一個多線並行的程序。今天的中國，若要真正告別革命，需要在政治與社會等各方面進行長遠的建設。而這一切，顯然不是透過暴力維穩所能做到的。對於中國現在積累的許多問題而言，暴力維穩只是延長導火索，甚至只是加掛火藥桶，而不是真正解決問題。在此意義上，今日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改造壞的關係）有了另一層含義，即政治改革既是為了拒絕新的暴力革命，同時也是為了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尚未完成的革命，而完成這場革命的目的則是為了使這個國家徹底告別革命。
再版序：我想和這個世界平起平坐（6）
（四）
沒有思想，就不會有理性的社會。理性之魅，在於節制與擔當。所以帕斯卡說，人是會思考的蘆葦，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索爾仁尼琴說，對一個國家來說，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另外一個政府。因為看到“多數人暴政”的危害，穆勒堅定地認為全世界讓一個人沉默並不比一個人讓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當性。
獨立思想無論是對於人生還是社會，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我時常沉浸在思維的樂趣之中，不僅在於樂趣本身，還在於思想之中另有國土。只要你是一個精神獨立的人，願意保衛你頭腦的主權，不做他人之附庸，你便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祖國。
不要讓自己內心的火燒出來，同時又不讓它熄滅。這些年，尤其在各地的講座中，我見到了許多熱愛思想的人們，大家本著一顆自由交流的心，坐到了一起。而在所有的講座中，最讓我感動的是有一次在貴陽，我是在到了之後才知道，邀請我去的是一群愛讀書的老年人。因為《重新發現社會》的緣故，他們拐彎抹角找到了我。多麼讓人感恩的相遇！還記得那天，陽光正好，我們在花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