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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由於明政府改變了以撫為主的政策，調集大軍由新任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指揮，加緊了對陝西農民軍的追剿。在軍事上受到壓力的各部起義軍，陸續轉移到黃河以東。因此，從崇禎四年到六年，起義軍活動的重心是在山西境內。除了早先入晉的幾支起義軍外，王嘉胤、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等部都先後進入山西。其中實力最強的是王嘉胤部。
起義軍的大舉入晉，使明政府山西當局深感不安。他們一面調派兵員堵剿，一面指責陝西當局&ldo;以鄰為壑&rdo;，沒有將起義軍就地殲滅。然而，嚴酷的階級對立在山西也同樣存在。來自陝西的義軍不過起了一種催化作用而已。起義軍所到之處，得到了山西貧苦群眾的熱烈歡迎，大批破產農民湧進了起義隊伍；有的州縣農民也自發地舉行起義。崇禎四年三月，太僕寺卿鄭宗周上言：
&ldo;蓋晉土自天啟初年以來，無歲不災，而去年尤甚。重以沿黃之派，急於星火，轉運艱難。在朝廷雖算價二十二萬，而民間所費實已不止百萬。有司但顧考成，新舊並催，鬻子賣妻，剜心敲髓，民之皮骨已盡。今日春雨未沾（指朝廷分文不予救濟），風霾日異，人心洶洶，朝不保夕。弱者轉於溝壑，強者嗔目語難。斬揭四起，勢所必至。&rdo;(30)
另一位明朝官僚則說：&ldo;沁（陽）之南暨邑（指陽城縣）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既揭竿，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今長治）、汾水亦不啻幾過。&rdo;(31)崇禎三年底，一位山西鄉紳就指出：&ldo;始之寇晉者，秦人也；今寇晉者，半晉人矣。二三月間，從賊者十之一，六七月而從賊者十之三，至今冬而從賊者十之五六矣。&rdo;據此，他提出&ldo;欲除晉之盜，莫先欲撫晉之貧民。&rdo;(32)只知道從農民身上榨取錢財的明政府，根本不願救濟貧民，山西的農民起義日益擴充套件就是很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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