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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託納的隱居者》彩排時薩特心情十分緊張。由於《涅克拉索夫》演出不太成功，幾年來，薩特的對頭一再嚷嚷：“薩特才氣已盡，再也寫不出好東西來了！”他的朋友也告誡說：“趕快再寫一齣戲！因為上一齣戲失敗了，你不寫，就再也不敢寫戲了！”薩特還從來沒有像這樣在乎自己作品可能產生的反響。
9月23日，這個劇正式公演，薩特心裡忐忑不安。開演前，他和波伏瓦在大街上散了一會兒步。附近一幢樓房著火了，他們站著觀看消防隊員滅火。回到劇場，他們分別在這個那個包廂站著，斷斷續續地看著戲。演出結束時，後臺和化妝室擠滿了人，都是來祝賀演出成功的。觀眾十分喜歡這個戲。幾乎每一個評論家都認為《《阿爾託納的隱居者》是薩特寫得最好的戲劇。
薩特寫這個戲劇時，曾打算用另一個劇名《輸者贏》或《贏者輸》。顯然，刺激薩特寫這個戲劇的最直接的動因是阿爾及利亞戰爭。他把劇的背景安放在德國，是因為如果正面觸及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暴力問題，這劇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可能上演，劇本會被扼殺。而當年法國同德國對峙的局面正像現在阿爾及利亞同法國相對峙。由於阿爾及利亞戰爭，薩特在思考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在一個充滿暴力的社會里，任何人都不能避開折磨別人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將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
劇中主人公弗朗茲是一個大造船主的兒子，從小被作為接班人培養，既十分高傲自負，又具有清教主義的道德。戰爭期間父親同納粹合作，弗朗茲頗不以父親的行為為然。為了贖罪，他收留了一個被納粹分子追捕的波蘭囚犯。在父親的干預下，納粹分子沒有追究這件事，但要弗朗茲立即上前線作戰，而那個波蘭囚犯被納粹當著弗朗茲的面殺害了。
在前線，弗朗茲本想以一死來贖父親的罪也就是他自己的罪，哪知拼死作戰的結果，不但沒有陣亡，反而一連得了十二枚獎章。最後他所在部隊被切斷聯絡，他成了掌握生殺大權的長官。這時，他充當了施刑者，參與了他所厭惡的罪行，對當地村民施行了殘酷的拷打。他所在部隊幾乎全部被殲滅，而他一人逃回德國。
弗朗茲在家閉門不出10多年。他逃避現實，不願見到德國戰後復興的真相。如果德國戰後不是仍然廢墟一片，那他的過去就會化為烏有，他就只不過是一個戰爭罪犯。他的妹妹萊妮幫助他製造假像，讓他在夢幻中扮演一個拯救德國的英雄角色。
悲劇總有結束的時候。父親在弗朗茲隱居13年後終於見到兒子，向他說明真相。他們駕車向易北河開去，一起死在這場人為的車禍中。與此同時，客廳里正播放著弗朗茲留下的錄音：“未來久遠的世紀啊，這是我的世紀，孤獨而畸形，他是被告。……這個世紀本來應該是美好的，如果人類不被自古以來的殘暴之敵盯著的話。這敵人發誓要毀滅他；它是無毛、邪惡的食肉野獸，它是人自身。……”
觀眾看《阿爾託納的隱居者》，起先是以旁觀者的態度譴責劇中人如弗朗茲，因為他是殺人犯和劊子手。看到後來，觀眾慢慢感到不自在，不舒服，最後他們認識到，這些德國人不是別人，就是他們自己。他們也是殺人犯，他們也是劊子手，在這個充滿暴力的社會和時代，他們正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充當幫兇，迫害、拷打和折磨他人，誰都不能自稱無罪。
就涉及到酷刑和拷打來說，《阿爾託納的隱居者》同《死無葬身之地》之間有一種承緒關係。而這個新的戲劇比前者在思想上有更深的挖掘。好與壞、善與惡、高尚與卑鄙、良知與冷酷、神性與獸性，是人性的一體兩面。一個人只有不斷地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揚棄和自我超越，才能避免墮落、沉淪、異化，從而充分實現自身的自由。
1961年，薩特打算重寫自傳，書名改為“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