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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整個地吞沒。他常常選擇‘在思想上反對自己’。他努力‘脫胎換骨’。他捲入1968年的政治動盪，這一動盪深深影響著他，使他思索知識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過去關於它的概念。”
這一期間薩特深入探究了知識分子問題。他首先澄清了一些關於知識分子的模糊觀念。如人們通常認為，知識分子就是指那些腦力勞動者或智力勞動者。薩特認為這一界定是不準確的。沒有哪一種工作可以說是純粹使用腦力或智力的；同樣的，也沒有哪一種工作是可以完全不用腦力或智力的。例如，我們或許可以說一個外科醫生是一個知識分子，但他的工作卻是必須花費體力的。
人們通常將知識分子同某種職業聯絡在一起，如說醫生是知識分子，工程師是知識分子，教師是知識分子，作家是知識分子，等等。薩特認為，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既與人們的職業有關係，但又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某種職業。薩特說，知識分子確實來自那些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人當中；但並非所有從事這種工作的人都是知識分子。
這些專業技術人員在知識問題上會遇到一個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他們的專業知識具有普遍性，是整個人類社會的財富，應該為所有的人服務；另一方面，在實際上又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它首先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也就是說，這個普遍性的運用決不是普遍的，它是特殊的，只是關涉到有特權的利益集團。他們在自己的專業技術工作中，獲得知識的方法之普遍性與運用這種方法的特殊性構成一種深刻的矛盾。如果他們讓自己適應這種矛盾，或者設法逃避這種矛盾，那麼還不能說他們是知識分子。只有當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變得意識到這一深刻矛盾，並正視這一矛盾，他們才能被稱為知識分子。
薩特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在美國，一個科學家由於他具有的專業技術，正在研製美國想在越南試用的新式武器，他為越南戰爭而製造它們。如果他意識到自己所學得的知識不應該被應用在這樣的場合，這種知識的普遍性與它的實際運用是矛盾和衝突的，那麼他就是一個知識分子。由於意識到這一根本矛盾，他內心也處於一種矛盾衝突之中：一方面，作為一個專業技術人員，他不可能不繼續從事這種新式武器的研製，這是專業的需要；另一方面，當他想到這種新式武器的用途時，他又深感自己這樣做是不對的，有過錯的，甚至是有罪的。於是他就有了一種被黑格爾稱之為“不安的良心”的東西。
在具體行動方面，他可能體現出這種不安的良心，較多的情況是在請願書上簽名，譴責美國對越南的戰爭，同時仍然從事自己的武器研製工作。也就是說，在普遍知識和它的實際專門利用之間的矛盾並沒有解決，而他自身內心的矛盾衝突卻借這種譴責行動得到緩解和暫時擺脫。薩特說，這就是古典知識分子。“他完全滿足於有一個不安或不幸的良心，那讓他可以去譴責。因此，知識分子——古典知識分子——是一種偉大的譴責者。”（《薩特自述》）
薩特指出，自1968年5月以來，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學生運動矛頭所向，除了別的東西，就是整個教學體制，就是國家對文化的干涉。事實是文化被限制和保留給少數幸運者，而它本應該是為每一個人的。透過這些特殊的挑戰，學生運動所攻擊的物件，正是古典知識分子。例如作為古典知識分子的教師，在學生們看來，他處於普遍性之中，具有某種知識，而那是資產階級社會提供給他的，因此這種知識部分是普遍的，部分是特殊的；具有這種知識的教師有一種權力，一種非常特殊的權力，也就是消滅學生的權力。當他這樣來行使自己的權力時，就不僅是透過詞語來譴責這個資產階級社會，而且接受這個社會委託的一種權力來為它服務。
結果是，如果這些教師想同他們的學生進行聯絡，如果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