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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中央釋出《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要求“向各級在職幹部與訓練幹部的學校，進行關於瞭解各地情況（敵友我三方）的教育”，“使這種瞭解情況，注意政策的風氣與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風氣密切聯絡起來”。為了貫徹《決定》精神，加強對中國的現狀和歷史的研究，馬列研究院又改組為中央研究院。原馬列學院的一部分骨幹和有可能培養成為理論工作幹部的學員，留了下來。5
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3）
應該說，初期延安馬列學院更接近於嚴格意義上的大學，但這與毛澤東的想法相去甚遠，後來它的改組也可以看作是對張聞天辦學思想的否定。雖然張聞天當時也接受了批評，但張聞天與毛澤東在文化上的隔閡，在思想深處是很難彌合的。張聞天60年代寫出“肇慶文稿”，也不是偶然的，與他長於理論思考的氣質有關。6在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當年出身馬列學院的人起了很大作用，90年代他們的情況又複雜一些。當年被批評為教條主義的馬列學院，多年以後的歷史證明，它加強理論興趣培養和學術訓練，對學員還是起了很大作用，為他們晚年反思歷史提供了一個知識基礎，倒是那些徹底接受了延安整風以後意識形態的人，相對容易在思想上僵化。
1949年以後，胡喬木以毛澤東政治秘書的身份，負責*、新華社和新聞出版署的工作，在樹立新意識形態權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當時雖然陸定一是名義上的*部長，但身為副部長的胡喬木卻實際負責。“陸定一在*的處境並不是很好的。他是部長，有時又不像是部長。”
80年代，陸定一回憶在*的經歷時說：“從來沒有人對我談過，*要由喬木主持工作。喬木是毛主席的秘書，經常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毛主席是如何如何說的，我只好聽他的。”7當時胡喬木主張*要學習蘇聯共產黨宣傳工作的經驗，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諾夫那一套，比如建立“宣傳網”和“報告員制度”。中央決定出臺，全國千軍萬馬聞風而動，還要求*的幹部都來做“哨兵”，隨時報告意識形態領域的“敵情”。8胡喬木在延安整風的時候，就對蕭軍進行過嚴厲批判。延安整風的重要文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由胡喬木整理，一年以後才在《解放日報》發表的。當時毛澤東只有一個提綱，而胡喬木卻能按毛澤東的思路，把講話整理成檔案。從毛澤東幾任秘書的遭遇觀察，他們的最終命運，與他們在整理講話或者幫助起草文稿時，是否能準確把握思路很有關係。陳伯達、田家英包括胡喬木本人的經歷說明，秘書越左越安全。
胡喬木生前，很少提他是《講話》的整理者，只是晚年在一次與好友晤談時，偶爾提及此事，但也不過說了寥寥數語。他說：“整理時，參考了速記稿，也參考了自己的筆記……”胡喬木的整理稿交給毛澤東之後，毛澤東又作了仔仔細細的修改。9
胡喬木談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後的情況時說：“至於講話怎樣形成文字的，沒有什麼必要多說。當時有記錄，我根據記錄做了整理，主要是調整了一下次序，比較成個條理，毛主席看後很滿意。”
胡喬木的這個本領，很為他同時代的人所佩服。*說胡喬木：“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當的文辭表達出來……毛主席誇獎說，靠喬木，有飯吃。”10
鄧力群說過，胡喬木病危的時候，陳雲曾讓他的秘書向喬木轉達三句話：喬木同志為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為黨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做了很多工作，為中央紀委做了很多工作。11鄧力群還這樣評價胡喬木：“喬木同志在毛主席身邊的第一個十年，是從學徒而至助手。他同毛主席朝夕相處，在毛主席指點下做事、寫作，這種不可多得的機遇，得天獨厚的條件，使他無論在學習、領會毛澤東思想方面，還是學習效法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