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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幹同志的組織和紀律；會長閻錫山副會長趙戴文為終身制；高階幹部及幹部委員，經過基幹全會選舉，對基幹全會負責，其候選人由會長提出，選出後再由會長核定；以洪爐歌暫代“會歌”，以地球上加鋤頭和槍支為“會徽”，會的顏色尚綠。其中高幹及幹部委員，均由閻錫山提出與核定，使其直接控制“同志會”合法化。
會議還決定成立“民族革命同志會基幹工作委員會”（簡稱“基工會”），選舉嚴廷颺為主任委員，焦光三、朱世昌、高辛農、郭銘新、王增醴、李正庸為委員，並由閻錫山指定楊貽達、楊懷豐、劉傑、鄧勵豪為兼任委員，該委員會，在組織方面由閻錫山直接領導，行政方面由駐會高幹領導。
從此，每年2月17日召開“基幹同志會全體會議”。從1943年至1949年共召開37次。“基幹”同志發展到正式“基幹”約700人、後補“基幹”約200人，共計900餘人。 。。
三、避戰待機（5）
1945年2月16日，“同志會”在吉縣召開“基幹同志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閻錫山一反常態，一改過去完全由他指名決定辦法，而要在基幹全會實行無記名投票的方法選舉：民族革命同志會執行部責任會議各責任高幹；各區統委會的負責高幹；民族革命同志會工作委員會，幹部委員會等負責人。閻錫山希望將梁化之選到同志會工作委員會，出乎意料的是選舉結果卻將梁選為開展高幹，而將李江選為組織高幹，負同志會工委會之責。閻錫山覺得沒有得到自己的預想結果，便叫來李江、王靖國等大聲訓斥道：“我以為等我死了以後，你們造反，不料我活著，你們就反了！我教你們組織起來革我的命，我閻某不是婦人……，”繼之聲淚俱下。王靖國等恐懼萬分，當即跪下相求道：“我們有甚不到處，會長教訓好了，如此言重，實甚惶恐”。經再三解釋，閻才漸消怒氣。
事已至此，只好由基幹全會秘書處另行佈置選舉，仍由閻錫山提出候選人名單，交各小組討論。其候選名單如下：
民族革命同志會執行部責任會議：首席高幹，楊愛源；責任高幹，孫楚、王懷明；行政高幹，李江；兵農高幹，薄右丞；軍事高幹，王靖國；組織高幹，梁化之；審議高幹，謝濂、裴琛；經濟高幹，王尊光；開展高幹，趙承綬、郭宗汾、彭毓斌、楚溪春、翟全晉、楊澄源。
後補高幹：席尚謙、劉傑、楊貽達、李培德、白志沂、鄧勵豪、孟際豐、嚴廷颺、續如楫、劉涵森、李崇才、孟祥祉、溫懷光、孫福麟、劉效曾、劉逢洲、高倬之、於鎮河。
幹部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懷豐。幹部委員：楊玉振、李永富、王公言、楊春雨等20人。
結果與會代表誰也不敢有異議，只好照單透過。閻錫山實行的“*選舉”就這樣透過了。
1945年日本投降，閻錫山回到太原，“民族革命同志會”執行部及工作委員會等一系列機關，於同年10至11月間，全部遷至太原。
至此，“民族革命同志會”成立7年多時間，發展會員約3至5萬人，發展“同先”約5000餘人。尤其是“同志會”的高幹委員會，始終是第二戰區長官部和山西省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和決策機構，對於鞏固閻錫山的統治起了重要作用。因此，閻錫山一直把“同志會”“作為國民黨的一個外圍組織或團體來看待”，並且認為“如有機會時，也可形成一個獨立的政黨，希望在國民參政會內能佔一個位置”。
利用幫會
幫會，本是一種帶有封建性的民間秘密團體。閻錫山主政山西以來，同幫會無什麼聯絡，不像蔣介石與青、洪幫那樣緊密。但到“十二月事變”後，閻錫山喪師失地，陷於內外交困的境地時，為了藉助幫會，擴充自己的勢力，便對幫會組織產生了好感。因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