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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當時的處境萬分艱難，如果讓洋人助攻太平軍，先不說輸贏，至少能把圍困祁門的太平軍兵力分出一些去。可縱然如此，曾國藩深思熟慮了幾天後，給出的答案仍是：外夷的軍隊不可用！為什麼，他說，自古外夷幫助中國消滅敵人後，都有意外要求。就是說，藉助外夷，成本太高，超乎想象。
他還自信地認為，湘軍水軍已控制了大部分長江江面，清政府部隊的單薄在陸而不在水，太平軍能夠縱橫南中國，也是在陸不在水。湘軍陸軍不可能進兵天京，就算洋人的戰艦由海口沿長江上行，也不能收夾擊之效。也就是說，洋人無用。
不要認為曾國藩是個正兒八經的民族主義者，其實他是個實用主義者，正如儒家教導他的那樣“無可無不可”，絕不會用死規矩把自己限制死。洋人要借兵給他，他不同意，可對於洋商從南到北代運漕米，曾國藩滿口答應。
他對中央政府說：“對外人借兵給咱們的事，要感謝他們的好意，但對他們出兵，咱們應委婉地拒絕。可是他們要代我們運送漕米，我是大力贊成的，咱們應該鼓勵他們，讓他們發更大的光和熱。”
信的最後，曾國藩說：“我和左宗棠、李鴻章商量的結果就是如此。不過，縱然要他們代運漕米，咱們也不能一勞永逸。洋人的先進技術，咱們只要有機會，必須要學習啊。”
這就是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遠見，在那種自身安危都受到考驗之時，竟能想到如此深遠的計劃，曾、左二人實在有過人之處，也足以證明，後來二人倡導洋務運動，不是頭腦發熱，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當時的江蘇巡撫薛煥與浙江巡撫王有齡對曾國藩“自以為是”的論調大為不滿，王有齡對中央政府說，“曾國藩在祁門被困成了鱉，竟然還大言不慚地說洋人無用，實在是死鴨子嘴硬，不借助洋人，他曾國藩根本就對付不了長毛賊。”薛煥更是氣沖斗牛，對中央政府說，“曾國藩這是掩耳盜鈴，說不借助洋人，可上海現在就是靠洋人在守衛，一批不遠萬里來的美國人還自動自發組織了‘洋槍隊’，幫助我們打擊長毛。”
二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們脆弱的內心認定純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對付不了長毛，而曾國藩雖身處逆境，卻內心強大，再加上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使他有著不同於王、薛二人不同的聲音。
價值觀決定人生觀，這話一點都沒錯。
清政府對曾國藩和王、薛二人進行綜合評論後，覺得曾國藩正確，王、薛二人是膽小鬼。豈止王、薛二人是膽小鬼，當時在南中國受到侵害的所有中國上層社會都這樣想。上海方面計程車紳在未去請曾國藩出兵前，就大肆鼓吹應該請洋人來保衛上海，並請中央政府向洋人“借師助剿”，收復被太平軍佔領的蘇州、常州等地。
中央政府再問曾國藩的意見，當時他已從祁門出來，正在圍攻安慶，勝利指日可待，所以底氣更足。他對上海那群士紳說：“幾個洋人拿幾條槍保衛上海，這可以，但讓他們進攻蘇州、常州，簡直是滑稽可笑。上海是通商口岸，也有他們洋人的利益，他們保衛上海，理所應當。可蘇州、常州等地不是通商口岸，沒有他們的利益，他們來這裡，能有什麼責任心？！”
上海士紳們垂頭喪氣，曾國藩後來又去信對他們說，既然讓人家保衛上海，就該以誠相待，不可猜疑，尤其不可自傲自卑，能得其心，就能得其力。
以“誠”待人是理學家的殺手鐧，曾國藩主張在外交上也應該如此，這是他終生的人生信條。
薛煥氣得鼻子都歪了，正遇到太平軍猛攻上海，洋人們也守得很艱難，薛煥再提“借師助剿”。曾國藩也沒好氣，對中央政府說，“誰不想盡快消滅長毛，洋兵如果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天兵天將，那咱們不用就是傻子。可這些人狼子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