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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不抵抗是政策而非個人誤事

在這種危機與低迷的局勢下，不但張學良滯留北平不歸，東北大部分的軍政首長，也都紛紛地離開職守，以規避應變事變爆發的決定責任，像身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的吉林省主席張作相、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都不在職責所在地掌控局勢。在這種從南京、經北平到瀋陽的&ldo;不抵抗政策&rdo;，阻礙了任何全域性與深入的應變計劃的擬訂，而在事件爆發的緊急時刻，更是沒有領導的主管可以指揮與應變，因此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中，大部分的東北軍都沒有進行守土有責的有組織性抵抗，也就是裕仁日皇所說的：&ldo;中國守軍有如宮廷太監一樣的無能了。&rdo;

因此回到九一八事變當晚的現場，日軍在北大營附近的柳條湖，爆破南滿鐵路之時，中國守軍根本沒有因為聽到爆炸聲音而出營檢視，當日軍向北大營發動軍事攻擊之時，駐守北大營的第七旅旅長王以哲當時根本不在營內（人在瀋陽參加水災募款晚會），下屬的六一九、六二與六二一等三個團長，只有六二團長王鐵漢於槍聲後趕到營內。旅參謀長趙鎮藩聯絡不到旅長王以哲，只有一再的以電話請示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應該如何應變，所得到的答覆居然是放下武器，任由日軍進入。

假如東北軍執行這個命令，根本就是要叫守軍全成戰俘，當然是東北軍所不能接受的。最後旅參謀長趙振藩決定突圍，而王鐵漢團長決定下令自衛還擊，這樣北大營守軍才一面突圍，一面開槍還擊。大體而言，整旅官兵大都能成功撤退到東山嘴子（這是事前第七旅上下唯一商定的共識），最後輾轉進入山海關進行整補。

而當時在東北留守的最高軍政負責人榮臻，在事發之後，雖然設法立刻與在北平協和醫院養病的張學良取得聯絡，向張學良報告日軍的攻擊事件，由於當時無法確定日軍攻擊的真正意圖，因此張學良初步的認為，這只是日軍的演習挑釁而已，因此告誡榮臻，叫東北軍絕對不可以開槍還擊，以免給關東軍製造軍事衝突的藉口。之後當榮臻發現，整個局勢發展嚴重，日軍這次的行動既不是挑釁，也不是演習，而是日軍真正的軍事佔領之時，再設法請示張學良，但是電話已經被日軍切斷。

事變的當晚，張學良連夜在北平召開東北軍政首長會議商量對策，最後的結論是，假如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全面對日作戰，東北軍自當為前鋒，否則目前可行的辦法是，一為訴之國聯，一為設法與日本進行直接的交涉。張學良也將狀況與結論立刻報告南京。問題是，當時蔣介石剛好離開南京，前往江西的南昌行營，準備督導第四次對中共的圍剿作戰（其實就算蔣介石當時坐鎮南京，也不可能有什麼緊急應對的辦法），因此當蔣得知九一八事變的訊息之後，他除了指示東北軍不抵抗之外，在二十日就兼程趕回南京處理這個歷史的重大變局。

蔣介石在與南京國民政府領袖會商之後，以中國的局勢危機四伏，日軍甚至可能會藉機發起對中國的侵略，當時的國民政府根本自顧不暇，因此只有要求張學良下令東北軍，採取維持不抵抗的原則，以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援。同時要求廣州的國民政府，立刻派員與南京共商團結之道，二十二日南京國民政府發布&ldo;九一八事變告全國軍民同胞書&rdo;，強調在中日國力懸殊之下，國民必須逆來順受，政府將設法在國際聯盟中，爭取國際正義的支援。因此無論事前與事後，南京國民政府的基本立場是，軍事上採取不抵抗政策，來應付日本關東軍的挑釁，外交上則是訴之國聯來主持公道。

總之，當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軍之所以沒有進行有組織性的抵抗，真正的原因，絕對不是如同謠言的說法或政客的批評，說因為當時的張學良，正在沉迷歡場女色，所以沒有及時處理而誤了大局，同時也不是蔣介石的不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