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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敢打淑峰姐的主意，主要還是借重他父親手中的權勢以及我繼父在政治上矮人一等的“人權狀況”。正在“媒人”相繼登門之時，不乏智慧的母親果斷給淑峰姐使出了“三十六計走為上”的計謀，漂亮地玩了一出“明修棧道 ，暗渡陳倉”把戲，才巧妙擺脫了來自不同渠道的“媒妁糾纏”。正因如此，所以元宵節一過，淑峰姐和貴章哥才踏上了返回吉林的歸途。而後，貴章哥回江城市六中繼續讀書；淑峰姐則打點行裝前往磐石明城公社明城大隊重新踏上“知青上山下鄉之路”……
自打我家“婉拒”了祝氏“求親”之後，我們整個家庭就象掉進“冰窖”一般。一向擅權的祝書記使盡渾身解數實施了對我家的多維打壓。他首先是不再讓母親為他“無償美髮”了；其次是讓分場管理層人員孤立繼父，並在勞動中盡給身體多病的繼父派髒活、累活；再次是在暗中挑撥一些跟母親走動較多的老姐妹斷絕跟母親來往；最後是讓祝家子女在學校對我三兄弟動不動就恐嚇、圍毆，製造孤立氛圍。由此可見，我們整個家庭在蘇可屯的“人權狀況”已經惡化到幾乎不能再惡化的程度。
1970年“五.一勞動節”當天。正當蘇可分場200餘名幹部職工在分場大禮堂舉行“歡渡五.一聯歡大會”之時，一掛馬拉膠皮大車已經裝滿箱櫃行李和鍋碗瓢盆正準備動身搬往南距蘇可20裡地的大屯公社腰杭乃大隊。讓我們一家人禁若寒蟬的是，當時整個屯子竟無一人出來為我們送行。我們這個家就像一盆髒水似的被悄無聲息地就給潑掉了。
毫不誇張地說，這次搬遷既是農場對我繼父及其家人的第二次“政治流放”，也是蘇可政客祝某人對我們這個“汙點家庭”的挾私報復。倘若繼父和母親順從地答應跟祝家結親，那麼祝書記是絕對不可能讓我們這個五口之家從蘇可“掃地出門”的。但人生往往是不容假設的。反過來講，我們全家人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絕不可能以犧牲淑峰姐一生幸福為代價去換取那令人屈辱和喪失做人尊嚴的幸福的！
好巧啊！這次趕車幫我們往腰杭搬家的“車把式”還是山東諸城人牛二寶。據二寶講農場這次下放走“五.七道路”的總共有9戶，其中蘇可分場只我家1戶。說白了，我家是祝某人必欲從蘇可一腳踢開的“眼中釘”和“肉中刺”！
馬車在鄉間泥濘返漿的土路上一路顛簸地向前行進著。天空中還不時地灑下一點毛毛細雨。鄉路兩旁的草甸上，小草剛剛發出毛茸茸的嫩芽。農田裡還不時能看到手揚“刨鍬”刨茬子的農民在田間揮汗如雨……
“腰杭乃”，一個按蒙族稱謂命名的村落。在這個屯子的西邊是才力、包頭、鐵力等純蒙族村屯。該村是大屯公社與東方紅國營農場（前身即老改農場十分場後劃歸省屬農場）交界處的一個農村大隊。它南距大屯公社18華里；西距模模格30華里；北距蘇可屯20華里；東距張家園子農場8華里。腰杭大隊轄腰杭、小崗子、蘭家堡三個自然屯，人口2300口。是大屯公社一個最貧窮的大隊。不僅人均耕地在全公社排名靠後，且土地貧脊，糧食畝產量偏低，沒有可供發展副業經濟的天然泡沼。由於綜上因素制約，故整個腰杭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從未打過經濟上的翻身仗，百姓生活始終處在貧困邊緣。
腰杭乃呈東西狹長走向，西高東低。大隊部建在屯子的中央部位，相應建有學校、供銷社、衛生所等村內公共設施。
當牛二寶的馬車躍上腰杭乃崗丘北坡，經過大隊部向屯西趙劍家駛去的時候，時任大隊書記張君、大隊長王佔景山、會計趙劍等村內頭面人物早已提前坐在趙劍家的熱炕上等候了。幾個人一邊手端杯臂上印有“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字樣的搪瓷缸大口大口呷著用“茶葉沫子”沏得很濃很濃”的紅茶，一邊高談闊論著當時的國內外形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