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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與城共殉的南明英烈，史可法死後封忠烈公，名垂青史，揚州廣儲門外的梅花嶺更是成了後代仁人志士朝覲的聖壇；而閻應元的光芒卻要黯淡得多。這種死後哀榮的差距，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其實也無需深思，歸根結底，恐怕還是兩人生前的地位使然。史可法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書，而閻應元只是一個小小的典史。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大人物能以氣節自許，便相當難能可貴；而小人物則合當提著腦袋去衝殺。閻應元站在江陰城頭上回答清將劉良佐的勸降時，有一句地道的大白話：&ldo;自古有降將軍，無降典史。&rdo;閻應元是個粗人，他不會故作驚人之語，但這句大白話卻石破天驚地撩開了歷史的面紗：太平盛世，天下是達官貴人的天下；可到了國將不國的時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達官貴人一般都放達得很，他們有奶便是娘，人家打過來了，大不了彎一彎膝蓋，換一副頂戴，仍舊堂而皇之地做他的官。而老百姓卻沒有這樣放達，他們認死理，腦袋可以不要，但膝蓋是不能彎的。我們這位閻典史就特別珍重自己的膝蓋，他在城破被俘之後，在清軍貝勒面前硬是挺立不跪，被活生生地用槍刺穿脛骨，於是&ldo;血湧沸而僕&rdo;，身子是倒下了，膝蓋終究沒有彎。有人說閻應元是下里巴人，雖然打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仗，卻沒有自己的綱領之類，那麼他站在城頭上講的這兩句大白話算不算綱領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足以勝過一打綱領，就是和史可法文采瑰麗的《復多爾袞書》相比，恐怕也不會遜色的。
但閻應元畢竟略輸文采，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本身固有的光芒。因為歷代的史書都是文人寫的，胳膊肘朝裡拐，他們對那些富於文化氣質的志士貞臣當會有更多的欣賞。事實上，在那些寧死不折的明末遺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江南的文化人，他們著並不剛健的吳儂軟語為反清復明奔走呼號，以彬彬弱質支撐著異常堅挺的文化人格。在朱明王朝那一段不絕如縷、悽怨悠長的尾聲中，最具光彩的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一群柔弱的文化人，這實在是一幕很有意思的歷史現象。這中間，張煌言算得上是一個頗有影響的人物，但他除去和鄭成功合師入江，在南京附近熱鬧了一陣以外，此後便再沒有什麼大的作為，只是跟著魯王朱以海淒悽惶惶地東躲西藏，後來被清軍俘獲。可他是個文人，會作詩，字也寫得相當不錯，即使在獄中，也&ldo;翰墨酬接無虛日&rdo;。臨刑前，他留下絕命詩兩首，並舉目望吳山，長嘆道：&ldo;好山色！&rdo;就這樣文縐縐的一句慨嘆，便托起了一個中國文人的歸結性造型。是啊，吳山媚好，黛色空瀠，這無疑是詩的境界，自己這些年為國事奔波，何曾好好看過眼前這景緻？如今忠義已經盡了，身後的名節也是不成問題的，作為一介文士，最後能在這樣的山光水色之間找到歸屬，也就無憾無怨了。於是張煌言整一整衣袂，飄然前行，他似乎並不是走向斷頭臺，而是走入瞭如詩如夢的江南煙水，融入了中國文化的總體氣韻之中。這樣的造型，難怪後世的文人學子們要傳為佳話了。反觀閻應元，同是慷慨就義，只大呼：&ldo;速殺我！&rdo;痛快則痛快矣，但在那些握著史筆的文人眼裡，終究顯得粗魯，所見到的只是一片鮮血淋漓的悲壯，因而從人格氣韻上講，也就淺顯得多了。
志士貞臣而又富於文化氣質，這種人格氣韻往往為後人提供了偌大的想像空間。張煌言就義後，葬在西子湖畔的南屏山下，與嶽墳和於忠肅公墓（明代名臣于謙之墓）相去不遠。&ldo;賴有嶽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rdo;，連西湖也得借重於忠臣義士。如今張煌言也來了，後人也就把三墓並稱，對張煌言來說，這是相當高的榮耀了。人們的想像也就到此為止，接下來又輪到史可法。史可法就義後，屍體一直沒有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