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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弊端也瞭解了許多。
首先,番薯玉米和土豆這些作物實際上並沒有後世吹噓的那般高產,新中國曾經就做過統計,在湖南水稻畝產可達二百七十三公斤,而玉米畝產僅為一百零一公斤,番薯僅一百八十五公斤,土豆更是隻有六十八公斤,這還是經過育種改良的結果,在明清時期番薯玉米和土豆的產糧只會更低。
相對而言,番薯玉米和土豆的產量還是高過於小麥的,但小麥主要種植在北方諸省,而明末開始的小冰河期直到乾隆年間才會平復,沒有經過育種改糧的番薯玉米和土豆,在北方寒凍的天氣下根本就養不活。
耐寒的番薯玉米和土豆,要等到乾隆末年才會培育出來,歷史上番薯玉米和土豆在中國大規模的推廣種植,也是在乾隆末年開始,嘉道年間全盛的。
而且要論糧食的長期儲存,番薯玉米和土豆也比不過傳統的稻麥,正因此,無論是民間囤糧還是官府徵糧,基本都以米麥為主,這種情況也導致了清廷雖然大力推廣番薯玉米和土豆,但終清一代佔比也只有百分之五左右。
官府一聲令下要求農戶種番薯玉米,農戶找官紳老爺借貸買種改種番薯玉米,等到了收稅的時候朝廷和銀商收的還是米麥,番薯玉米又賣不出價換不了銀交稅,這和逼著農戶去造反有什麼區別?只要是個智商正常的官吏,自然都能想明白其中的道理。
更何況,明清時期引入的番薯玉米和土豆,還沒來得及適應中國的水土,種植起來要比傳統米麥耗費更多的成本和精神,而且還易生蟲害,顆粒無收的風險遠超於傳統的谷麥,即便是在民間,百姓農戶自己很少願意改種番薯玉米和土豆。
番薯玉米和土豆在中國成為主糧之一,要等到新中國之後,透過引進歐美蘇聯的先進技術、幾代人不懈的育種改良才達成的,如今的侯俊鋮顯然沒有這個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