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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加令人難以接受也難以理解的意識活動。1932年，他說以上的揭露和批判只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 （《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之後所呈現的面貌。如果將那刻意裝點的歡容刪去，而將那刻意刪去的黑暗體驗如實地展現出來，那將是怎樣強烈、怎樣濃重的黑暗呢？裹挾在這黑暗深處的，又是怎樣可怕的結論呢？也許是說，中國人再也沒法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了，而只能走向末路。也許是說，這個民族再也沒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滅亡是他唯一的出路。也許是說，人本身已經沒有挽救的餘地了，我們只有等著唱最後的哀歌。要作這一類的推究，似乎很容易，然而要推究得準確，又確實很難。 。 想看書來
杞人可以憂天嗎？（2）
實際上，刻板的索引是沒有意思的。也許魯迅本人當初就沒有一個簡單而又明確的結論。衝撞在他腦子裡的，是一個博大而又渾沌的感覺，一種急切而又幽遠的灼痛。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以魯迅的勇氣和風格，他決不會在某個一般性問題上吞吞吐吐，也不會因為某個一般性問題不能述說而一直耿耿於懷。只有一個絕對重大而又絕對不同尋常的問題，才會使他分外沉重也分外慎重，雖然一生念念不忘，也終於沒有直陳無遺。按著魯迅關於“你要他掀掉屋頂，他才勉強同意開個窗洞”的獨特體會，他若以最極端的方式提出最極端的批評，不是更可以驚世駭俗、震醒國人於麻木沉睡之中麼？但是，一旦如實說出，恐怕不但無法掀掉屋頂，連指出要開窗洞的權利也要被剝奪了。當他指出了歷史的固疾，揭出了國民的弱點，“酷愛溫暖的人們已經覺得冷酷了”，但畢竟還有一些民族優秀分子程度不同地理解他的思想、支援他的抗爭。如果不“刪削一些黑暗”，而是“*出我的血肉來”，情況將會怎樣呢？恐怕民族的每一個成員都要視之為“梟蛇鬼怪”，使他再也沒法“在這社會里”“生活”了（《墳·寫在〈墳〉後面》）。杞人只不過憂了一下天，就要承受這麼多的嘲諷，倘若有誰膽敢對國人命運、民族前途之類說三道四，還能逃脫“全民共誅之”的“末路”嗎？
魯迅是深知中國人的脾氣的，所以他終於沒有道出那浩茫心事中最黑暗的部分，而是一面體味著古老文化滅亡的悲哀，一面作著並不是“希望光明的到來”，“卻不過是與黑暗搗亂” （《兩地書·二四》）的“絕望的抗戰”（《兩地書·四》）。那些“酷愛溫暖的人們”便只取“抗戰”二字而抹去了“絕望”二字，更不願意承認正是這“絕望”才是這“抗戰”的最深刻最廣泛的動力。直到現在，倘若有人代魯迅說出他的絕望，怕是仍要被指為對魯迅最惡毒的“貶損”了──國人們總是認為凡有絕望感危機感的人無疑都是狹窄卑陋的。魯迅是帶著對一個淺薄民族的深刻恐懼和同樣深刻的不信任而告別這個民族的。
我們姑且不說哥白尼正是在憂天意識中發現地球的確處在“空處”，進而發現了日心說並發展了現代天文學；我們也姑且不說達爾文曾指著同胞們說你的祖宗是猴子，尼采曾指著同胞們說你自己還是猴子，你的後代才可能是人，他們卻並沒有遭到譚嗣同式或魯迅式的命運。我們甚至也不說魯迅的絕望感究竟是有呢還是沒有，是偉大呢還是渺小，我們只是想要這樣問道：如果現在還有人在憂天，能讓他說出來嗎？如果現在還有人在絕望，能讓他說出來嗎？如果現在還有人在憂天憂地、憂國憂民、憂歷史憂民族之外，還進而要憂現實憂未來，能讓他說出來嗎？而且，如果這一切憂都恰好與公眾的習見和陳見相矛盾（幾乎必定是這樣的），能讓他說出來嗎？一箇中國人，究竟有沒有權利在一片歌舞昇平和燈紅酒綠之中，在一片麻木的沉睡和愚蠢的啞默之中，保持他卓越的洞見、幽遠的焦灼、深廣的憂慮，併發出他的悲嘆與詛咒、嘲諷與警示？難道麻木不仁、人云亦云、說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