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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尚武輕文的中國士人來說，船堅炮利雖然能夠證明西人有「長技」，尚不足以證明西方文化的優越。許多西方人，特別是傳教士，的確也更願意採取和平的直接說服的方式。蓋強制只會造成口服心不服，說服才可導致真正的心服。一般而言，傳教士雖然以征服為目的，其出發點通常是善意的。因為大多數傳教士的確相信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傳播對中國有好處。當其採用和平的說服方式時，這種善意就容易體現出來，也就可能緩解中國士人對西方文化的牴觸。可以說，西方對中國的文化侵略之所以遠比政治、軍事和經濟的侵略更成功，正是因為傳教士不完全認同於炮艦政策和不平等條約體系。而且其成功的程度基本上與其疏離於炮艦和條約的程度成正比。
當然，傳教士最後選擇和平說服為主要手段也是有個過程的。在中西交往初期，許多傳教士也曾在不同程度上支援過對中國人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為威脅手段以迫使中國「開放」。這種明顯違背基督教義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中世紀西方尚武心態之無意識傳承的影響。故傳教士本身也經歷了一個近代化的過程。傳教士自己在19世紀末變得近代化亦即更加尚文之後，他們曾選擇了以傳播西方科學這個手段來證明西方文化的優越。這一點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他們畢竟播下了種子。當傳教士最後集中於利用出版物來影響中國讀書人時，由於適應了中國士人的行為習慣，其效果即開始凸顯出來。[26]
正如胡適在1926年對英國人所說：「中國人不能在脅迫下接受一個與其信念相左的新文明。必須有一個說服的過程。」[27]胡適自己是提倡或贊同某種程度的西化的，但他卻不能接受壓服。反過來看，和平的說服有時確能造成中國士人對西方文化輸入的主動配合，儘管配合者自己通常並未意識到他們所起的作用；其動機和目的，即要使中國富強並最終凌駕於西方之上，也與傳教士的動機和目的相反。到西學獲得了「新學」這一超越中西認同的普世性名稱後，很快在中國成為顯學，士人競相趨從。一旦不存在認同問題，西學在中國的傳播便如翻江倒海，形成一股巨瀾。
但屢受西方欺凌的中國人竟會主動向敵人學習，特別是甲午中日戰爭失敗以後，大量的中國學生湧入敵國日本而轉手學習西方，這個現象終究有些不合人之常情。有學者以為，只有文化失敗才可能造成對征服者同時既憎恨又模仿，不僅自認不如人，而且為了自救而忍受向敵人學習的屈辱。[28]中國在近代中西文化競爭中的失敗是明顯的，但是中國向敵人學習的情形似乎不能完全以文化失敗來詮釋。在某種程度上，這恐怕也是信心尚存，即確信中學可以為體這一觀念使然。
近代中國除一些割地和少量租界外，領土基本得以保持完整。不平等條約固然侵犯了部分中國主權，但基本的主權仍在中國人手中。這樣，西方雖然力圖在中國取得文化控制，卻不能像在殖民地那樣直接地破除中國的本土文化，只能採取間接的滲透方式。因此，中國士人對西方文化的仇視和抵制通常較殖民地人為輕。領土主權的基本完整，應該是士人確信中學可以為體的根本基礎。由於不存在殖民地政府的直接壓迫，中國人在面對西方壓力時顯然有更大的迴旋餘地，更多的選擇自由，同時也更能主動地接受和採納外來的思想資源。故中國知識人學習西方的願望和實際行動都遠比殖民地人要主動得多。
不過，中國士人未能認識到，在中國，對文化控制的競爭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中國的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文化悠久、中國朝野對外國入侵的持續抵制，以及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相互競爭造成的均勢等因素，使得全面的領土掠奪對列強來說既不合算也不可能。故列強退而採取一種間接的侵略方式，即以條約體系鞏固其非正式控制，同時寄希望於以文化滲透來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