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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文史本「不分家」，曾為法王路易九世作傳的勒高夫就認為，傳記比其他史學手段更能產生「真實效果」，故「與小說家所採用的手段比較接近」。史家「憑藉其對於資料和傳主所生活的時代的熟悉」對史料進行「剪接」，實即「剝掉這些文獻的外殼，讓帶動歷史現實的理念顯露出來」，從而展現「真實」。[3]且文筆的感人，往往以生活為基礎，並因經歷的可分享而使讀者生「同情」。若敘事本以能「仿生」而生動感人，便無所謂文學與史學。歷史敘述的生動，或即以史學的思想邏輯為後盾，透過表述的嚴謹而展現。
然而傳記確實不容易寫，勒高夫便視歷史傳記為「歷史研究最困難的方式之一」。[4]若寫已成「人物」之人，又比一般傳記更難。按梁啟超的界定，所謂「真人物」，必「其人未出現以前與既出現以後，而社會之面目為之一變」。這類人的「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於全社會」；其「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5]胡適就是這樣一個改變了歷史的「人物」——我們現在日常表述皆用所謂「白話文」，這一幾千年的巨變，便與胡適有著不可分的關聯。
不僅如此，子貢早就說過，君子之過，就像「日月之食」，其「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子張》）。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對胡適的全面批判，遍及哲學、史學、文學、教育、政治等眾多領域，足見其在近代影響的廣泛。從他二十多歲「暴得大名」開始，胡適一生都是新聞媒體注意的物件。他完全符合梁啟超界定的「真人物」，亦即子貢所說的「君子」。
但正因此，胡適也是學術界一個久有爭議而很難處理的題目：前些年是貶多於褒，後來則褒多於貶。趨勢雖然明顯，但仍存歧義。20世紀90年代後，胡適研究在大陸漸成熱點，論著日多，海外亦不少。[6]各家雖仍有爭議，關於胡適的許多具體的方方面面，卻又已漸有論定的意味，這就更增加了寫胡適的困難。
歷史表述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係，本無限曲折。胡適一生講話寫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淺顯，也以此著稱於世。然而這位最希望為人理解的思想家，恰又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他自己就曾嘆謂，許多他細心用力的文章，卻不為世人所注意；而隨意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到1961年，他看了別人選的《胡適文選》後說：「你們都不讀我的書，你們不知道應該怎樣選，還是讓我自己想想看。」[7]選他文章的人當然是願意並認真讀他文章的人，但在胡適看來，仍不能算知音。可知他與讀者的關係，到老也還是有心栽花花不開。
這當然有讀者一面的原因，從前述胡適寫《自述》的嘗試便可知，他本以為讀者會喜歡「小說式的文字」，卻有「許多朋友」認為，他按照「謹嚴的歷史敘述」方法所寫的，反「更動人」。而胡適自身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如胡適研究者周明之先生所說，他「在不同的場合，對不同的聽眾，說不同的話」。[8]與晚年胡適過從較多的唐德剛先生以為，胡適說話「有高度技巧」，在此範圍內，他又是「有啥說啥」。[9]
這是唐先生積多年與胡適接觸經驗的甘苦之言。正因此，對胡適所說的話，就不能全從字面看，而必須仔細分析，才可以從其「高度技巧」之中，求得其「有啥說啥」的真意。胡適一生都非常重視「一致」，主張一個人應言行一致、今昔一致，為此而不惜調整一些與個人相關的記錄（詳後）。但人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的，尤其成為「人物」的人，很少能不受時代和周圍環境的影響，真正做到今昔的「一致」。中國古人早就主張「多聞闕疑」，或許歷史傳記與文學傳記不同之處，就是能夠「懂得尊重因資料匱乏而留下的缺損和空白」，不去「設法填補打碎了一個人一生之中表面的統一性和完整性的那些中斷和不連貫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