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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胡適在南京書宋人陳簡齋《臨江仙》詞贈故鄉好友胡樂豐，詞中有「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25]或即是其本人心境的寫照。1960年底，臺北的中廣公司請胡適談過去五十年，他謝絕說：「我不能隨便談的。過去四十九年來，不愉快的事情多，愉快的事情少，五十年來的事情是不容易談的。」這是公開的言論。在私下，胡適的悲觀還更盛。他在同月11日致張佛泉的信中說：「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無數管制不住的努力打銷了，毀滅了。」[26]其失望的心情是明顯的。[27]
為什麼胡適的很多努力，到頭來都好像一場空夢呢？這個問題，還要從他所處的時代和他立身行事的風格去理解。
二
胡適作為開拓者的遺憾，部分因為他處在一個新舊中西雜處交錯的時代，他自己也是一個由傳統計程車蛻變出的第一代現代知識人。而胡適又慣於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所以，他論學論政的文章講話，是在對中外老少新舊各種人「說法」，但別人卻未必知道他具體的言論是對哪一具體的聽眾說法。由於收發者心態不是同時，視點不相接近，則說者自說自話，聽者各取所愛，就發展成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
而且，胡適自己說過，他身上有著「中國的我」和「西洋廿世紀的我」兩個新舊中西不同的「我」同時存在。[28]在小至家庭愛情和大至民族國家走向這樣一些問題上，究竟是取中國的還是西洋現代的態度，恐怕他自己也常常猶疑躊躇吧。被視為「西化派」代表的胡適，到底是一位激烈反傳統的世界主義者，還是一位具有深切民族主義關懷的人物？這兩種有著明顯反差的胡適形象就像一座冰山，那水平線下面更廣闊的民族主義關懷甚少為人所注意，而其水面反傳統的形象卻長留在人們記憶之中。
當命運真的把胡適推向「世界公民」的定位時，不僅他所嚮往的「世界」（即西方）並不真誠地想接納他，他自己在世界主義面具下潛藏的民族主義真情也就暴露無遺——他在安身立命的大關節處仍是中國的，他也並不真要做世界公民。
再加上胡適不僅嚮往特立獨行，又好與各方面周旋。他那過人的「修養」工夫體現出非常明顯的「超我」對「本我」的抑制，後天對先天的約束。然而他雖一心想「作聖」，又不時要「率性」，甚或試圖在「率性」的方向上「作聖」，以走出一條魚與熊掌兼得之路。觀其一生，正是依據父親胡傳總結出的做人道理，在「率其性」和謹勉以學為人之間遊移，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真孔子的態度，雖不能至，仍始終向著「作聖」的方向努力。結果，胡適與其所處的時代，有意無意間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前者是有意的，後者是無意的。
而近代中國又以「變」著稱：變得大，變得快，且變化的發生特別頻繁。用朱自清的話說：「這是一個動亂時代。一切都在搖盪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隨時變化之中。」[29]胡適很早就認識到近代中國「時勢變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勁，就要落後趕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時』的人」。[30]所以他一向注意隨時調整自己與所處時代社會的位置，不願給人以落伍的印象。
胡適晚年還記得康有為曾對他說：「我的東西都是二十六歲以前寫的。卓如以後繼續有進步，我不如他。」[31]或許胡適自己是介於康梁之間的：他總想繼續進步，處處像梁；而其主要的「東西」，亦皆早年所成，又更近於康；其所著常是半部未完之書，正凸顯其亦梁亦康的一面。
胡適還有一點像康有為，即他有著比大多數人更強的宗教使命感，他喜歡將自己願意擔任的社會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前述胡適關於儒家的定義及其對神會和尚的想像性描述，都是非常明顯的夫子自道。更有提示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