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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兩類人都未獲得更高超的研究方法，能使與之相反的標準化為灰燼，儘管這本是他們力所能及的。他們自己限制了自己，從自然科學搬來了因果原則，從而付出了代價。他們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實用主義，粗略地複製物理學所描畫的世界圖景，並且不是揭示、而是隱埋和混淆了性質截然不同的歷史形式。他們沒有更好的辦法使大堆的史料受得住嚴格的、標準的檢驗，他們只能把一堆複雜的現象看作是主要的和可作原因的，而把另一堆複雜的現象看作是次要的和可作結果或效果的。求助於這一方法的不只有那務實派（atter-of-fact school），浪漫主義者也是一樣，因為從他們的朦朧的目光中看不出歷史的特殊邏輯；可是他們又覺得歷史中有一種內在的必然性決定了它如此這般，他們沒有像叔本華那樣，失望之餘便背對著歷史。
十一
因此，簡單來說，有兩種對待古典的方法‐‐唯物論的和觀念論的。前一種方法認為，天平一端的下沉是因為另一端的上升，並認為這種現象是萬古不變的（真是一個驚人的定理）；在因與果的這一併置中，我們自然會發現，社會的和性別的事實，以及所有事件中純粹的政治事件，都被當作是因，而宗教的、智力的（如果唯物主義者承認它們是事實的話）藝術的事實則是果。另一方面，觀念論者認為，天平的一端的上升是由於另一端的下沉，他們當然也能同樣精確地證明這一說法；這樣一來，他們就沉湎於膜拜、秘儀、習俗，沉湎於頌歌與詩句的秘密，而對平凡的日常生活幾乎是不屑一顧‐‐對他們來說，這乃是不完美的塵世的一種難如人意的結果。雙方都死盯著因果關係，都認為對方或是不能或是不願理解事物的真正聯絡，每一方最後都罵對方盲目、膚淺、愚蠢、荒謬或無聊、離奇或庸俗。如果有人研究希臘的財政問題，不告訴我們德爾斐神諭的深奧意義，卻向我們描述神廟祭司用聚斂的錢財進行金錢交易的深遠影響，觀念論者一定會大為震驚。反之，對於不去為古代階級鬥爭寫一本充斥著時髦字眼的書，而浪費熱情去研究儀式的繁文縟節和阿提卡青年的服裝的人們，政治家亦會對之發出高傲的微笑。
前一類人從彼特拉克開始就有了徵兆；這類人創造了佛羅倫斯、魏瑪和西方古典主義。後一類人是在18世紀中葉伴隨著文明化的、經濟的世界都市市民的政治（enoic-galopolitan politics）的崛起而出現的，因此英國是它的發祥地［格羅特（grote）］。歸根結底，這是文化人（culture-an）的概念與文明人（civilization-an）的概念之間的對立，這一對立太根深蒂固了，它實質上太合乎人性了，因而兩種角度的弱點雙方都看不到，也無法克服。
在這一點上，唯物論者本身即是唯心論者。他的觀點同樣是建立在他的希望之上的，儘管他並不願意也不指望如此。事實上，我們所有最優秀的心靈在古典的圖象面前無一不是謙恭地低下頭，唯有在這裡，他們才會放棄他們無有拘束的批評的功能。古典研究的自由和力量常常受到某種近乎宗教的敬畏的幹擾，這種敬畏也使得它的史料被弄得模糊不清。在所有的歷史中，再沒有一種文化狂熱地崇拜另一種文化記憶的同類情形。還有一個事實可以再次證明我們的這種熱情，那就是：自文藝復興以來，一千年的歷史被我們低估，為的是一個理想的&ldo;中&rdo;世紀可有助於在我們自己和古代之間建立聯絡。我們西方人在古典的祭壇上犧牲了我們的藝術的純粹性和獨立性，因為不看看那&ldo;崇高的典範&rdo;，我們是不敢進行創造的。我們把自己最深層的精神需要和情感投射到古典的圖象上。總有一天，會有一個天才的心理學家來研究這一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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