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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世界城市時代，真正左右政黨政治的還不是理論和口號，而是一種更加現實的力量‐‐金錢。金錢不僅控制了世界城市人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而且也控制了他們的政治生活，一句話，&ldo;只有當人們有錢時，才能利用憲法所賦予的權利&rdo;。斯賓格勒說：
&ldo;民主政治和財閥政治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希望與現實、理論與實際、知與行。世界改良家和自由的教導者事實上都是使金錢發生效力的幫兇，可他們卻去絕望地反對金錢，這一戰鬥真是一出悲喜劇。要尊重大多數人‐‐體現在人人平等、自然權利、普選等原則中‐‐如同輿論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一樣，不過是無階級者的階級理想。這些都只是理想，而實際上，輿論自由還涉及到輿論的準備，那是要花錢的；出版自由則存在一個擁有印刷機的問題，這也是與金錢有關的；隨選舉權而來的是拉選票，在這裡，也是誰花錢，就由誰作主。觀唸的代表總只能照看到一方，而金錢的代表卻能對另一方也發揮作用。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概念只有靠金錢才能發揮效用。&rdo;
西方的議會民主制的一個重要觀念就是所謂的&ldo;普選權&rdo;的觀念。普選權，表面上是&ldo;民眾自決&rdo;，可實際上這只是一個漂亮的辭藻，選舉早已失去了其本來的意義，因為那所謂的選民不過是一些無機的存在，沒有形式，沒有傳統，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真正的權力完全旁落到新興的政黨領袖的手中，這些政黨領袖透過一切智性的強制機器把他們的意志強加於人民，他們把輿論僅僅當作一種可以製造出來、用來打擊對手的武器。
政黨政治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競選。在古典時代，例如羅馬，競選是在廣場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的，為了拉選票，候選人用盡了各種手段：煽動悲情的啜泣，對觀眾的無恥奉承，對對手的惡意攻擊，華麗的辭藻，拉攏人心的禮品，甚至使用恐嚇和打擊，等等；而處於&ldo;同時代&rdo;的英美的民主政治，除這些手段以外，現在還利用才智和金錢發明瞭新的&ldo;遠端武器&rdo;‐‐報紙和電臺，在這裡：&ldo;人們再也不必面對面說話；出版及其同行新聞電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把全部的民族和整個大陸的醒覺意識置於由論點、口號、觀點、情景、情感所匯整合的震耳欲聾的猛烈炮火底下，以致每一個自我都變成了一個可怕的智性的東西的純粹函式。從政治上看，金錢並不是從一個人的手裡轉到另一個人的手裡。它不會把自己變成請帖和美酒。它變成了力量，它的多寡決定了它能發揮影響的強度。&rdo;
在此，重要的不是斯賓格勒對民主政治所懷有的那種貴族式的憤懣之情，而是他透視這一政治形式時所展示的現代心靈的特徵：無機性、反歷史性、淺表性等等，而這一切與後現代的心靈並無本質的差異，而只有程度的差異，且是愈演愈烈。並且，在此，斯賓格勒提到了報紙的作用。我們進一步需要看一下他對&ldo;報紙&rdo;這一文明時代的載體作的形態學描繪，這整個地就是對&ldo;後現代&rdo;的一次觀相式的診斷。
斯賓格勒討論過一個重要的概念‐‐語言。但他的討論並未侷限在18世紀以來歐洲語言學家的範圍，即把語言視作一個實體或原子性的存在，透過對字詞、句法或文法的分析去探究語言的內部規律。他是把語言視作文化現象中的一個單位、視作一種表現和交流的工具，來考察其形式的發展，也就是說，他關注的，不是語言本身，而是語言作為一種傳達手段的方面。他認為，人類的語言有兩個方面：一是為了表現，即為了在世介面前實現自己，為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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