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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更傾向於這樣一種看法，即斯賓格勒的歷史哲學的思想與其說是來自於跟同時代的一種交流和互動，不如說是來自於一種傳統，來自於德意志民族歷史觀念中的一種&ldo;血統&rdo;，這就是，強調對歷史的直覺，強調生命對整體的歷史意義的通觀，強調以想像和象徵的方式對具體的歷史事件或文化產品作形而上的鳥瞰；如果我們非要說他與同時代有一種互動的話，那這個互動的物件不是狄爾泰或布克哈特，而恰恰是達爾文主義。斯賓格勒喜歡說空間是時間的一個&ldo;反概念&rdo;這樣的話，用他的這個說法來描述他與達爾文主義的關係可能是最恰當不過的：他的歷史的有機迴圈論恰好便是達爾文主義的&ldo;古代－中古－近代&rdo;模式的一個&ldo;反概念&rdo;或&ldo;反圖象&rdo;，因為如果我們可以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待有機體的發展的話，那麼，從衰落或死亡的角度來看待這一程序，又何嘗不可以呢！然而，必須注意，斯賓格勒對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模式的這種逆寫，運用的恰恰是19世紀上半葉的生物學精神，即將每一生命（文化）有機體視作是一個獨立的單位（而非視作某一進化系列中的一個環節），有自己的生命週期，有自己的迴圈過程，或者說，有著自身的命運的必然性。他的歷史主義是神學式的、啟示錄式的、浪漫主義的，而非批判的、或如狄爾泰那樣以&ldo;歷史理性&rdo;的方式所要求的&ldo;歷史地理解&rdo;。
再看一下斯賓格勒作為一位文化哲學家的精神譜系。
斯賓格勒稱他的哲學為&ldo;世界歷史形態學&rdo;，而他所謂的&ldo;世界歷史&rdo;，不是傳統史學所關注的政治史和制度史，而就是文化史，他稱&ldo;世界歷史&rdo;就是各種文化的&ldo;集體傳記&rdo;，而文化就是貫穿於過去和未來的世界歷史的&ldo;原初現象&rdo;。因而，從本質上說，斯賓格勒的歷史研究其實就是文化史研究，是他所謂的文化的&ldo;形態學&rdo;研究。
一般地說，在歷史中進行文化的研究可以有三個基本的方向：一種是把文化現象當作歷史研究的一個領域作專史的研究，如啟蒙時代伏爾泰的《風俗論》（1756年），以及19世紀以來比較興盛的各類藝術史、文明史研究，這類研究所關注的主要地還是文化本身，還是把文化藝術史視作是整個歷史研究的一種補充或充實，亦即在潛意識中仍視政治史、制度史等為歷史研究的主體；另一種則是強調一般歷史研究的文化方面，強調歷史研究應包括政治史、制度史以外的更廣闊的領域，尤其是文化的領域，例如布克哈特就主張打破傳統史學的狹窄的眼界，把歷史研究的領域擴充套件到人類活動的各個方面，他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1860年）就分別從政治制度、時代精神、學術運動、科學與文藝傾向、社會生活、道德與宗教等方面對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歷史作了全面的考察，這一研究與第一種專史研究的不同，就在於它反映了歷史觀唸的一個巨大變化，即從代表貴族意識形態的區域性歷史視野中開出了一種代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總體歷史視野。
除以上兩種研究方向以外，還有第三種方向，就是對歷史的一種文化研究，即強調以文化的視角來透視整個歷史的發展，這是一種透視主義的歷史觀，它把人類的一切活動，政治、軍事、經濟、科學、藝術等等，全納入一個文化的視角中加以考察，視它們是同一文化精神在不同方面的體現。18世紀的維柯的《新科學》是這種歷史研究或文化研究的開創之作，他視人類的一切社會制度和文明體系（所謂的&ldo;民政世界&rdo;或&ldo;人造的世界&rdo;）皆是由一些&ldo;民族共同性&rdo;，如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