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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中的這些觀點顯然帶有一點折衷的保守主義的味道，因此在激進的左派和極端的右派那裡都得不到真正的認同，在學院知識分子的圈子中，也同樣受到嘲笑。這一點在緊接下來的一次辯論中可見一斑。
1920年2月，在一幫青年學生的籌劃之下，斯賓格勒同德國的另一位學術巨人馬克斯&iddot;韋伯在慕尼黑作了一次面對面的思想交鋒。這場交鋒自一開始似乎就對斯賓格勒不利，臺下坐著許多韋伯的狂熱擁護者，而韋伯的學院大師的身份對地位寒微但憑藉巫師般的預言暴得聲名的斯賓格勒無疑也是一大壓力，再加上韋伯的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令斯賓格勒全無還手之力。斯賓格勒一番簡短的講話後，韋伯開始發言，起先的態度還算溫文爾雅，對斯賓格勒的文化階段的劃分作了一通辯駁，並以自己十分拿手的中國宗教的例子指出了對手在這個問題上的無知和粗暴。接著，韋伯欠了欠身子，把臉朝向窗外，對斯賓格勒的預言加以嘲諷說：&ldo;我從視窗看到了外面，一邊說著&l;現在陽光燦爛！&r;一邊以深沉的表情對我的那些虔誠的信徒說，&l;諸位，請確信未來某個時候會下雨吧！&r;&rdo;進而又針對斯賓格勒對馬克思的預言的批評，韋伯說：&ldo;然而，被您大罵一通的馬克思的一些觀點，並不是完全如您所說的那樣，假如今天馬克思重新從墳墓中走出來巡視的話，即使發現自己的預言有二三個重要之處不斷產生誤差，但是下面那句話仍有著充分的說服力，這就是&l;真誠就是我的化身&r;。&rdo;有關這場辯論中的是與非，我們在此沒有辦法作詳細的討論，但我們需要指出兩點：第一，韋伯對馬克思的辯護並不表明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早在1918年，他在維也納就作過一次題為《對唯物史觀的實證批判》的講演，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批判。第二，斯賓格勒和韋伯都是這個時代掀起&ldo;學術革命&rdo;的領頭人，但兩者的學術路向迥然不同，前者是直觀的、體驗的、詩性的，而後者是分析的、理性的和科學的，在方法論上，前者是形態學的，以生物學的隱喻來思考文化有機體，後者是型別學的，以理解社會學的框架來分析文化的結構與發展。兩者之間斷難有溝通之處。
對斯賓格勒而言，與韋伯的辯論也許只是其學術生涯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辯論後兩個月，韋伯便去世了）。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他又過上了那種與世隔離的生活，專心於《西方的沒落》第一卷的修訂和第二卷的寫作。1922年，第二卷出版以後，斯賓格勒又一次成為大眾焦點，雖然指責聲仍然不斷，但也開始贏得學界一些宿將的好評，例如人類學家弗洛貝尼烏斯（leo frobeni）和歷史學家愛德華&iddot;邁耶爾（ed yer）（斯賓格勒在書中經常徵引他的作品），邁耶爾甚至把斯賓格勒的著作與德國歷史哲學的鼻祖人物赫爾德（herder）的《人類歷史哲學思想》相提並論，而斯賓格勒也心懷感激地稱邁耶爾是蘭克（ranke）以後最偉大的德國歷史家。
也許是因為著作成功而帶來的信心，1924年起，性格內向的斯賓格勒開始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到各地旅遊、演講。演講的主題大多與當時的德國政治有關，例如其中的一篇題為《德國青年的政治責任》的演講勸告德國青年應明瞭自己的政治責任，以維護德國的政治傳統為己任，實現帝國的重建。
而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個時期，斯賓格勒就已預感到了希特勒及其國家社會黨的危險。斯賓格勒的種族思想是被後來的人們‐‐例如卡西爾‐‐誤解得比較深的理論之一，他的種族觀念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與納粹主義的種族主義還是有甚多相左之處。早在1922年《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