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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面前,已經有了三種形式的虛無主義‐‐在尼采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在每一種虛無主義中,昨日的理想,或者說歷經多個世紀成長起來的宗教的、藝術的和政治的形式,已經被解體了;不過,甚至在這最後的行為中,在這種自我遺棄中,每一特定的文化都運用了自己的整個生存的原始象徵。浮士德式的虛無主義‐‐易卜生或尼采、馬克思或華格納‐‐是自己粉碎了那些理想。阿波羅式的虛無主義‐‐伊壁鳩魯、安提西尼(antisthenes)或芝諾‐‐是看著它們在眼前分崩離析的。印度的虛無主義則是從它們那裡退回到自身之中。斯多葛主義把目標指向個體的自我照料,指向雕塑式的和純粹當下的存在,而不顧及未來、過去或鄰人。社會主義則對同一主題作動態的處理;它和斯多葛主義一樣是防禦性的,但它所捍衛的,不是生命的姿態,而是生命的展開;更確切地說,它是以守為進,因為它透過強有力的向遠方的突進把自身傳播到一切的未來和全人類,在某一種政體形式下把全人類結合在一起。佛教‐‐在宗教研究中,只有純粹的粗淺涉獵者會把它跟基督教加以比較‐‐是西方語言的詞彙幾乎無法複述的。但是,談論一種斯多葛主義的涅槃並以第歐根尼式的人物為例,應當是允許的,甚至一種社會主義的涅槃的概念,也應當有其正當性,因為歐洲的疲憊的心靈掩蓋了它在世界和平、人性和人類的兄弟情誼的口號下對為生存而掙扎的逃離。不過,所有這些無論如何都未能接近佛教的涅槃概念的奇異的深奧性。當一種古老文化從其最後的完善形式走向死亡,且事實上還緊緊依附於對於它自身來說最本質的財產和它的形式與內容以及生而具有的原始象徵的時候,涅槃彷彿就是這一文化的心靈。在佛教當中,沒有東西可以稱作是&ldo;基督教的&rdo;,在斯多葛主義中,沒有東西可以在公元1000年的伊斯蘭教中找到,孔子與社會主義之間,也同樣沒有東西是共同的。&ldo;即使兩個東西是同一的,也沒有什麼是共同的&rdo;(si duo faciunt ide, non est ide),這句話‐‐它應當出現在一切處理活生生的和獨特地發生的生成物而不是邏輯地、因果地和數字地處理可理解的既成物的歷史著作的扉頁‐‐尤其適用於文化運動的這些最後的表現。在所有文明中,存在不再為心靈所瀰漫,而是變得為才智所瀰漫,但是,在每一各別的文明中,才智皆具有一種特殊的結構,且隸屬於一種特殊象徵主義的形式語言。恰恰是因為存在的這種個體獨特性‐‐其在無意識中運作的時候,總在歷史表面仿照最後階段的創造物‐‐使得這些例證在歷史地位方面相互間的關係變得十分重要。它們付諸表現的東西,在各自的情形中是不同的,但它們如此這般將其付諸表現的這一事實,標誌著它們彼此是&ldo;同時代的&rdo;。佛教對充盈的、決斷的生命的剋制,有著斯多葛派的味道;而斯多葛派的相同的剋制,則有著佛教的味道。阿提卡戲劇的淨化作用與涅槃觀之間的親緣關係已經暗示了這一點。淨化的文化情感是,倫理社會主義‐‐儘管已經歷了一個世紀的發展‐‐還沒有獲得其自身最後終將擁有的明確的、堅定的屈從形式。也許接下來的幾十年將賦予它一個成熟的表述,就像克律希波賦予斯多亞學派那樣。但是,甚至現在,當社會主義獲得了更高階的形式而其吸引力變得更加狹隘的時候,當它的傾向變成了羅馬-普魯士式的全然非大眾的自我約束與自我放棄偉大的責任感的傾向的時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