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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不要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即想要科學地寫作歷史的願望，歸根結底會產生一個矛盾。只要真理和虛假的概念還具有有效性，真正的科學就必能達成：這既適用於數學，亦適用於歷史科學的艱苦的準備工作，如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篩選。但是，真正的歷史視象（在這一點上還僅僅是開始）屬於意義的領域，在那裡，關鍵的詞不是&ldo;正確&rdo;與&ldo;錯誤&rdo;，而是&ldo;深刻&rdo;與&ldo;膚淺&rdo;。真正的物理學家不是深刻的，而是敏銳的：只有當他離開作出假設的領域，回眸那終極的事物時，他才是深刻的，但到了這個階段，他就已經是一個玄學家了。自然可以被科學地處理，而歷史只能被詩意地處理。老列奧波德&iddot;馮&iddot;蘭克有一句名言，他說，司各特（stt）的《昆廷&iddot;達沃德》（ent durward）畢竟是一部真實的歷史小說。確實如此：一部優秀的歷史著作的好處，就在於它能使讀者成為他自己的司各特。
另一方面，在數字和真知的王國裡，存在著歌德所講的&ldo;活生生的自然&rdo;，這是純粹生成和自我構建的直接的視象，事實上，亦是上面所界定的歷史。歌德的世界首要的是一個有機體，一種生存，因此，很好理解：為什麼他的研究，甚至表面上看屬於物理學一類的研究，沒有以公式的方式把捉為數字、定律、因果關係等，或用它們來解析其物件，而是最高意義上的一種形態學；為什麼他的著作既沒有使用、也不必使用尤其西方的非古典的因果處理手段和測量實驗。他的地殼研究永遠不變地是地質學，而非礦物學，後者他稱之為死氣沉沉的科學。
再一次，我們要說，在上面兩種世界觀之間，根本不存在明確的邊界。不論生成和既成之間的對立有多麼之大，事實依然是，它們在每一種認識中是共存的。那隻注意事物的生成和實現一面的人，就是在體驗歷史，那把事物當作既成和已實現之物加以解剖的人，就是在認識自然。
在每個人那裡，在每種文化中，在每一文化階段，都能看到一種固有的傾向，一種固有的氣質和稟性，那就是喜歡把兩種形式中的一種看作是理解世界的一種理想形式。西方人在很高程度上於歷史的方面情有獨鍾，古典人則完全不是這樣。我們總是著眼於過去與未來，來對我們面前的東西窮追不捨，而古典人只知道當下的存在和神話的環境。自帕勒斯特里納（palestra）到華格納，我們的音樂的每一個節拍，都在我們的面前呈現了一個生成的象徵，而希臘人則是在他們的每一件塑像中來表達純粹當下的象徵。身體的節奏乃是基於各部分的同時性關係，而賦格曲的節奏則是基於在時間中連續的元素的前後關係。
三
因此，鑑於所有世界圖象中都存在自然和歷史這兩種基本要素，必定也就有了兩種原則：形式的原則和定律的原則。一個特定的世界圖象越是確定地顯示了&ldo;自然&rdo;的特性，那覆蓋其上的就越多無條件的定律和數字；一個作為永恒生成的世界的圖象越多純粹的直觀，其多樣的和不可觸知的要素就對數字越是陌生。&ldo;形式是某種運動的、生成的、流逝的東西；形態（foration）的學說即是轉型（transforation）的學說；變形（taorphosis）是整個自然的關鍵。&rdo;‐‐歌德如是說。這一說法業已標識了他著名的&ldo;身臨其境的幻想&rdo;，即靜靜地讓幻想自身任由活生生的東西左右，與近代物理學真切的令人憋悶的程式之間的方法論差異。但是，不論那生成的過程怎樣，總能發現一個由如許之多陌生的要素所構成的殘餘物。在嚴密的自然科學中，這一殘餘物採取的形式就是那些被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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