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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賓格勒說，透過類比方法的運用，可以克服以往史學滿足於只就一些已知的方面來排列過去的事實的毛病，而是能在一種文化的片斷中推斷出該文化的過去和未來，進而達到對全部世界歷史的說明。當然，這不是說所有的歷史事實和現象皆具有這等價值，而只有那些源自於文化的生命和內在心靈的表現和形式，才可成為觀相的物件。&ldo;如果我們得知了觀相的節奏，就有可能從裝飾、建築、雕刻的散落的片斷中，從沒有聯絡的政治、經濟和宗教材料中，揭示出歷史的各個時代的有機特徵，並從藝術表現領域已知的要素中發現政治形式的領域對應的要素，從數學形式的要素中讀出經濟的要素。這是一種真正歌德式的方法‐‐事實上，它根基於歌德的原初現象的概念‐‐它已經在某一有限程度上出現在比較動物學中，但還可以擴充套件，直至迄今為止無人敢奢望的整個歷史領域。&rdo;
對於斯賓格勒歷史哲學而言，強調觀相方法的同源研究方面遠不只是為了確立一個世界史的視野，更是為了與傳統的、尤其是進化論的世界史框架劃清界限。這一框架的本質就在於把歷史劃分為&ldo;古代史&rdo;、&ldo;中古史&rdo;、&ldo;近代史&rdo;三個部分，按照&ldo;古代～中古～近代&rdo;這一空洞的、線性的進化模式來安排所有歷史，並進而把西歐或西方的歷史置於中心位置，而把其他千百年來綿延不絕的偉大歷史和悠久的強大文化僅僅看作是環繞著這個中心來旋轉的&ldo;行星&rdo;，斯賓格勒稱此框架為&ldo;歷史的托勒密體系&rdo;，並描述說：
&ldo;這簡直就是一個太陽與行星的怪想體系！我們選定一小塊領地作為歷史體系的自然中心，並將其當作中心的太陽。所有的歷史事件皆從它那裡獲得其真實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據它的角度而獲得判定。但是，這一&l;世界歷史&r;之幻景的上演，只是我們西歐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懷疑，它就會煙消雲散。&rdo;
例如，按照這一框架，中國和埃及的幾千年的遙遠歷史便被縮小為純粹的插曲，而我們的幾十年的短暫歷史則被肆意誇大，如巨型怪影般傲然聳立。實際上，這只不過是一種幻覺和假象，是我們西方人的自欺欺人；我們之所以把西歐歷史和文化當作中心，其唯一的理由僅僅是因為我們就生長在這裡，可我們可以依據這樣的理由來構造一個世界歷史的框架嗎？假若可以這樣，那中國的歷史學家豈不也有理由建立另一個世界歷史的框架，將十字軍、文藝復興、愷撒、腓特烈大帝等等只是一筆帶過嗎？
斯賓格勒還指出，雖則&ldo;古代－中古－近代&rdo;的三分框架在東方早期基督教的神學歷史框架中就有所體現，但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不同，神學的歷史是一種基於二元論世界觀的救贖的歷史，而近代人的三分框架全然是一個直線發展的概念，前者是對神聖的世界秩序的秘密的一種神秘窺視，後者不過是出於神秘數字&ldo;三&rdo;的形而上誘惑而對它作的一種無意義的濫用，如同前者是那個時代的人的世界感的一種體現一樣，近代人的框架也不過是西方精神的一種復現。並且，持有這一三分框架的史學家只是把&ldo;近代&rdo;設定為人類的目標、歷史的終點，至於這個目標或終點到底是什麼，每個思想家，從經院哲學家到當今的社會主義者，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套說法，各自都只需為那一傳統的三分法想出一些抽象的意義就心滿意足了。其實，一旦我們祛除了幻影，打破了這一體系的魔圈，立刻便會看到驚人地豐富的現實形式，看到生活及其所具有的無限豐盈性、深度和運動。&ldo;我所看到的，不是那一直線型的歷史的空殼…&hell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