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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候，一個時代的敵對概念投身於戰鬥的領域通常是一些有關形上學、宗教或教條方面的世界性問題，而戰鬥總是在土生土長的鄉下人（貴族、僧侶）與處在多立克式或哥德式青春時期的著名古鎮的&ldo;世俗&rdo;貴族才俊之間進行。關於狄奧尼索斯宗教的爭論‐‐例如在希巨昂的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 of sikyon）僭主政治時期所發生的；德國自由城市中關於宗教改革的衝突和胡格諾戰爭（huguenot wars），都屬於這種性質的鬥爭。但是，正如這些城市戰勝了鄉村一樣［甚至在巴門尼德（parnides）和笛卡兒（descartes）的著作中就已經出現了一種純粹的市民世界觀］，現如今輪到了世界城市戰勝它們。這是文化晚期，例如愛奧尼亞時期和巴羅克時期，所共有的理智過程。而今天，就像希臘化時代從一開始就目睹了人工的、異於鄉土的亞歷山大里亞的建立一樣，文化城市如佛羅倫斯、紐倫堡、薩拉曼卡（salaanca）、布魯日（br）和布拉格都已變成了地方性的城鎮，內心裡在和世界都市作著絕望的鬥爭。世界都市意味著世界主義取代了&ldo;故鄉&rdo; ，冷酷的務實取代了對傳統和時代的尊敬，科學的非宗教變成了古老的內心宗教的僵死代表，&ldo;社會&rdo;取代了國家，自然權利取代了力爭得來的權利。羅馬人勝過希臘人的地方，就在於把金錢看作是無機的和抽象的量，整個地與豐饒的大地及原始價值無關。從此之後，任何高尚的生活理想基本上都變成了金錢的問題。與克律希波（chrysipp）的希臘斯多葛主義不同，加圖和塞涅卡的羅馬斯多葛主義視個人收入為生活的前提；同樣，與18世紀的情況不同，20世紀的社會倫理情感如果想超越職業（和營利）激勵的層次來實現，那必定是百萬富翁才能辦到的事。隸屬於世界城市的不是民族，而是群眾。它對於代表文化的所有傳統（貴族、教會、特權、王朝、藝術習慣、科學知識的限度等）懷有一種不理解的敵意，它的敏黠冷酷的才智令農民的智慧感到惶惑，它的有關所有兩性和社會問題的新式自然主義的觀點可以從盧梭（roseau）和蘇格拉底遠溯至十分原始的本能與原始的狀態，還有在工資糾紛和足球場的形式中重現的&ldo;麵包與馬戲&rdo;（pane et circenses）‐‐所有這一切都明確地標誌著文化的終結，標誌著人類生存的全新一頁的開始‐‐這一頁是反地方的、晚期的、沒有未來的，但卻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們真的想去理解現時的重大危機，那麼這就是必須關注的事實，不是用黨派、觀念論者、時髦的小說家的眼光去關注，不是從這樣或那樣的&ldo;角度&rdo;去關注，而是在一種遠大的、不受時間限制且囊括了千百年來全部歷史的世界形式的視野去關注。
在我看來，一個頭等重要的象徵就是這樣一些事實：在克拉蘇（crass）‐‐三雄之一，手握重權的投機者‐‐時代的羅馬，羅馬民族有著值得驕傲的記憶，在它面前，高盧人、希臘人、安息人、敘利亞人全嚇得發抖，可那時的羅馬人卻過著一種驚人地窮困的生活，住在黑暗的近郊的多層木樓中，冷漠甚至是懷著遊戲的心情接受軍事擴張帶來的後果‐‐許多有名望的、古老而高貴的家族，他們的祖先曾擊敗過凱爾特人（celts）和閃米特人（sanites），可現在，由於沒有加入這一狂野的投機浪潮，以致喪失了祖傳的房產，淪落為破爛的公寓式住宅的房客；在阿庇亞路的兩側，聳立著財政巨頭們雄偉的、永遠令人驚羨的墳墓，而另一方面，有的人的屍首卻隨同動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