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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後者,他還是非難多於感謝。他的書中引用了大量同時代人的歷史資料和研究成果,但他全把他們放在注釋中簡單打發了事。對於弗洛貝尼烏斯,他還算客氣,雖然引用之處甚少,但還是提到(仍是在注釋中)他從後者那裡借用了&ldo;洞穴感&rdo;的概念來描述阿拉伯心靈的原始象徵;其實他用來描述浮士德(西方)心靈的特徵的概念‐‐&ldo;遠方感&rdo;‐‐也是從後者那裡借來的,但他又一次忘記了感謝一聲,哪怕是以注釋的形式。
不過,以弗洛貝尼烏斯為代表的人類學&ldo;傳播學派&rdo;對斯賓格勒的文化哲學觀念更根本的影響還在於,它強有力地衝決了達爾文進化論的單一直線發展的歷史和文化模式,否定了歐洲中心論的歷史編排模式,確立了一種文化多元的理念,強調了不同文化各自的獨立自足性和獨特價值,強調要以整體的觀念從文化有機體內部來探尋文化的發展,而不是簡單地將其歸於某一種因果鏈條。這一切也都是斯賓格勒的文化的比較形態學的基礎。
現在我們再看一下斯賓格勒作為一位生命哲學家的方面。其實,在斯賓格勒那裡,歷史哲學、文化哲學和生命哲學(他本人甚少使用&ldo;生命哲學&rdo;這個概念)是三而一的東西,他的歷史哲學即是文化哲學,亦即是生命哲學,或者說,若將其哲學視作一個整體,則生命哲學的部分可以說是他的歷史哲學和文化哲學的形而上基礎,雖然這個基礎奠定得並不是那麼底氣十足。
19世紀末,一種被稱之為&ldo;生命哲學&rdo;的人文思潮已成蔚然大觀,叔本華、克爾凱郭爾、尼采、柏格森、狄爾泰等等,皆以各自的方式傾訴著對生命和世界的感悟。若用斯賓格勒自己的概念來說,他跟這些人應當是&ldo;同時代的&rdo;,這不是因為他們都生活在19世紀末,而是因為他們都稟承著同一文化階段的心靈特質,這就是西方文化晚期或文明的青春時期的世界感受和生命的醒覺意識。然則,斯賓格勒似乎並不把自己視作這些人的同道,在同代的生命哲學家當中,他只是比較多地提到了叔本華和尼采,但他對這兩個人更多地是批評。因此,對於他與同時代的種種&ldo;生命&rdo;哲學的關係,我們只能以&ldo;觀相&rdo;的方式作整體的通觀,視它們具有共同的浮士德心靈的&ldo;同源性&rdo;,至於他與這各別的生命哲學之間的直接承傳或影響的關係,相對來說就不那麼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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