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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管子(kwan-tsi)(約公元前670年)到孔子(nfuci)(公元前550~前478年)這些偉大的&ldo;前蘇格拉底式的哲學家&rdo;,都是像畢達哥拉斯和巴門尼德、像霍布斯(hobbes)和萊布尼茨一樣的政治家、統治者和立法者。只是到老子那裡‐‐他是所有國家權力和強權政治的反對者,是小國寡民的和平社會的熱情倡導者‐‐才第一次出現了出世和無為思想,這是講壇和書齋哲學的先聲。但是,老子在他的時代,在中國的&ldo;舊制度&rdo;(ancien régi)時期,在那些堅持認為認識論就是有關現實生活的重要關係的知識的強硬派哲學家當中,乃是一個例外。
說到這裡,我認為,最新時代的所有哲學家都是應當受到嚴厲批判的。他們所缺少的正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依託。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採取過一項行動或提出過一個有力的觀點,去有效地介入重大的政治問題、近代技術的發展、傳播事業、經濟問題,或其他重大的現實問題。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重視數學、物理學、政治科學,甚至連康德那種程度的重視,都告闕如。讓我們看一看其他時代的情形吧。孔子曾數度為官大司寇。畢達哥拉斯是一次重要的政治運動‐‐與克倫威爾(crowell)運動類似‐‐的組織者,這一運動的重要性,甚至到現在也未受到古典研究者的足夠重視。歌德除了是一個模範的行政官吏外‐‐美中不足的是,他沒有得到一個大國作為他的活動舞臺‐‐他對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這兩條運河的日期他準確地預見過)以及它們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感興趣,並且他一再研究過美洲的經濟生活及其對舊世界的作用,研究過機器工業時代的降臨問題。霍布斯是為英國贏得南美洲的偉大計劃的倡議者之一,雖則計劃的執行未能走得很遠,只是佔領了牙買加,可他應算是不列顛殖民帝國的奠基者之一。萊布尼茨無疑是西方哲學中最偉大的才智之士,是微積分學和解析學(analysis sit)的創始人,也曾謀劃或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政治策劃,其中之一便是透過誘使路易十四轉移注意力,誤把埃及的重要性視作是法國的世界政策的一個因素,從而緩解了德國的危機。他為此事給德皇所寫的備忘錄(1672年)中的觀點遠遠走在了其所在時代的前列,所以人們認為拿破崙的東徵就是根據這些觀點的。甚至在這麼早的時候,萊布尼茨就闡發了拿破崙在瓦格拉姆(wagra)戰役後日益清晰地認識到的原則,那就是:在萊因河流域和比利時的收穫不能永遠地改善法國的地位,而蘇伊士地峽總有一天會成為世界爭霸之關鍵。毫無疑問,國王在這些深刻的政治與戰略觀念方面,遠遠比不上這位哲學家。
看過這類人之後,再去看看當今的&ldo;哲學家&rdo;,會使人感到沮喪和羞愧。他們的人格多麼的貧乏,他們的政治與實踐的眼界多麼的平庸!為什麼每每想到要他們去證明自己在政府、外交、大規模的組織工作,或任何重大的有關殖民事務、商業事務和運輸事務的方向方面具有的傑出才智時,就只會引發我們的同情?這種不足並不意味著他們有什麼內在的靈性,只能說明他們缺乏分量。環顧周遭,我實在找不出有哪位現代&ldo;哲學家&rdo;是因為對當代的某個重大問題發表過哪怕一個深刻的或具有遠見的言論而享有盛名的。我所看到的不過是千篇一律的地方性意見。每逢我拿起一本現代思想家的著作時,總要自問:他對於世界政治、世界都市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技術與文明程序的關係、俄羅斯、科學等等現實,到底有沒有什麼想法?如果歌德在世,必定會瞭解這些問題,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