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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切的意義上說，&ldo;自然&rdo;是居有現實性的一種方式，這方式為極少數人所特有，且侷限於偉大文化的晚期階段的大都市人，侷限於男性，甚至可能侷限於參議員；而歷史則是一種淳樸的、充滿活力的、多少出自本能的居有現實性的方式，它為所有的人所共同分享。至少，一種是以數為基礎的、非神秘的、可解剖的和已被解剖的&ldo;自然&rdo;，如亞裡士多德和康德、智者派和達爾文主義者、近代物理學和化學等的自然，一種則是荷馬和&ldo;埃達&rdo;、多立克式和哥德式的人所經歷和感受到的不受約束的&ldo;自然&rdo;。忽視這一區別，就是無視歷史研 究的整個本質。歷史才是真正自然的，而科學家的確切的、機械地校準的&ldo;自然&rdo;則是心靈的人為的世界概念。故而，一個悖論就是：近代人發現，&ldo;自然&rdo;研究很容易，而歷史研究很難。
趨於機械論的世界觀的傾向，在數學的劃界和邏輯的區分中，在定律和因果關係中，比比皆是，且早就出現了。在所有文化的創始世紀，我們都能看到這種傾向，儘管還很微弱，而在宗教性的世界概念的全盛時期，這種傾向就會煙消雲散。在此我們可以想起的名字就是羅吉爾&iddot;培根（ror ban）。但是很快，這些傾向就獲得了更嚴格的特徵：和那發自人的心靈卻又不得不抵禦人性侵襲的一切事物一樣，它們不乏傲慢和獨斷。空間的和可理解的東西（理解在本質上是數，在結構上是量）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個體的整個外部世界的主導力量，既幫助形成感覺生活的簡單印象，自身又得這些簡單印象的幫助，由此去影響對因果關係和法定的關係作機械的綜合，以至於，在最後，大都市人‐‐例如底比斯（thebes）、巴比倫、貝拿勒斯（benares）、亞歷山大里亞，或西歐的某個大城市‐‐的敏銳意識，不得不屈從於如此一致的自然定律觀唸的壓力，甚至當科學和哲學的偏見（除此之外，它不可能是別的什麼）斷定心靈的這種狀況恰恰就是心靈本身，而機械的世界圖象恰恰就是世界本身的時候，那都市人的意識也不會對這一斷言提出什麼挑戰。亞裡士多德和康德這樣的邏輯學家，就把空間的和可理解的東西置於主導地位，而柏拉圖和歌德不僅拒絕這麼做，還對這種做法大加批駁。
四
認識世界的工作‐‐對於高階文化的人來說，這是表達自身本質的一種必需，是一種職責‐‐當然在什麼情況下都是一樣的，儘管其過程有科學或哲學之分，儘管其與藝術創造和直覺信念的親密關係，對某個人來說可能是已感受到的，而對另一個人來說可能是有疑問的。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世界圖象的形式在任何情況下對於個體而言都是必要的和有意義的，對於他來說（只要他還沒有比較），這形式事實上就是世界&ldo;本身&rdo;。
鑑於&ldo;自然&rdo;和&ldo;歷史&rdo;之間的區分，認識世界的工作必然地是雙重的。人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形式語言，且相互之間完全不同，並且，不論自然和歷史二者在未經審察的和模糊的世界圖象，如日常生活的世界圖象中如何的相互重疊和混淆，它們都不可能有任何內在的統一性。
方向和廣延便是區分歷史的感受性和科學的感受性的兩個顯著特徵，一個人要想使這兩者同時在自己身上都創造性地發揮作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德語中&ldo;ferne&rdo;一詞的雙重含義（距離、遙遠）是深具啟示意義的。在一層含義上說，它意味著未來性，在另一層含義上說，它指的是分隔的空間間隔。讀者不會不承認，歷史唯物論幾乎必然地把時間視作是一種數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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