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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和哥哥商量,以後一定幫助媽媽,教育爸爸,好好使我們的家庭成為一個快樂的家庭。”沈從文在“展開思想鬥爭”那一行上加了一個眉批:“‘鬥爭’兩字像打架。你媽媽不是會打架的人,改用兩個別的字好不好?”
1951年10月,沈從文到四川參加土改,這次四川之行,讓他從彷徨、痛苦中解脫出來,正巧此時光明日報發表了他的表態文章《我的學習》。到此時,沈從文終於不再恐懼,慢慢融入了這個新的社會。
【履冰】
歷史博物館工資定級時,窮困的沈從文主動要求降低標準,不要高過博物館中的領導。
沈從文在中國公學任教時,對胡適很是感激,在課堂上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裡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全國大批胡適,沈從文說:“胡適實際上很淺薄,他發表什麼,提倡什麼,有時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會兒忽然想搞《水經注》,一會兒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淺薄無聊,他連卞之琳的十四行詩也讀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學生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嚇得連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也不敢寫了……”
1957年,《沈從文小說選集》出版,沈很是高興,寫了一篇題記,中有一句“德不孤,必有鄰”,一直為其掌舵的夫人張兆和認為此句不妥,沈從文覺得夫人說得對,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決定刪去此句。
1958年,為慶祝“反右”勝利,周揚宴請30多位文藝界人士。席間,周揚提出想請沈從文擔任北京文聯主席,沈馬上站起來說:“這不行。我還是作我的文物工作,我是個上不得檯盤的人……”
塗光群回憶,張兆和的同事去看望他們,沈從文很是熱情,談起他心愛的文物如數家珍,但如果說起文壇的事情,或者問沈是否還在寫作等話題時,張兆和總是以微小的動作、眼神等,暗示沈“三緘其口”。
吳小如回憶,50年代末,他隨北大中文系全體教員到故宮參觀文物,沈從文非常熱情,戴了兩幅重疊的眼鏡認真地給他們講解,如數家珍。參觀結束,吳向沈告別,並說要去看望他,沈拉著他的手誠懇而小心地說:“不,我們還是先不來往吧。”
解放後,沈從文生活很困難,沒有錢買書作研究,他多次向博物館領導反映,國家能否撥些經費,給他配幾名助手,將絲綢研究搞起來。但沒想到的是,1955年4月,博物館書記找他談話,讓他檢討自己的工作;多年好友、館長韓壽萱也告訴他,哪怕損失一張照片也是損失國家文物,是違反憲法的。沈從文不寒而慄,忙寫信給韓作檢討,在信中,他甚至不敢稱呼好友的名字,而改稱“館長”。
黃能馥回憶,沈從文常到中央美院講課,他每次都抱一大堆文物資料、圖片、照片等,自己花錢買來大包小包的繡片、古書,給學生講解;他還給黃能馥改筆記,開書目,抽空帶著他去逛古董店;又將黃能馥、吳光啟帶回歷史博物館看織、繡文物,給他們講解。學校給沈從文發兼課費,黃給沈送去,沈不肯收,讓黃幫他退回去。一次,新聞電影製片廠到中央美院拍攝報道留學生情況的片子,學校叫黃去請沈從文來參加拍攝,沈說:“我只是給吳光啟講了一些輔導課,不願在電影上出頭露面,還是不去的好。”
1959年底,歷史博物館給沈從文發了一筆獎金,沈將獎金退回,並在給館長的信中說:“在館中工作這一年,做事極少,且做得極不好,給我這份獎金,在館中本出於好意,事實上可令我十分為難,不知如何是好。工作已十年,能少犯錯誤,即很好了,不應當受獎。所以還給公家,少筆開支。或不可能再由公家收回,就請你為設法處理一下,或捐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