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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326…334)初,領徐州刺史。327年蘇峻叛亂,攻入建康。率軍渡江,與陶侃等奮力平叛。因功拜為司空、加侍中,改封南昌縣公。後又討平賊帥劉徵,進位太尉。

(1)東晉初年的兵力狀況

郗鑑,高平金鄉人,漢獻帝時御史大夫郗慮玄孫。郗慮是經學大師鄭玄的弟子。據《晉書》卷六七《郗鑑傳》,郗鑑“博覽經籍”,“以儒雅著”,不改郗慮家風,屬於東漢以來的儒學舊族。在兩晉之際,從時尚考慮,郗氏家族仕宦既不特別顯達,人物又不預揮麈談玄之流,與王、裴諸族相比較,郗氏在士族階層中並不屬於很高的門第。

郗鑑起家,據本傳說:“東海王越闢為主簿,舉賢良,不行。”又據《晉書》卷五六《江統傳》,東海王越於永嘉元年(307年)為兗州牧,以江統為別駕,委以州事。江統應東海王越之命,舉郗鑑為賢良。這就是說,郗鑑透過江統,在政治上與東海王越有過一定的關係,但是並不深固。洛陽淪陷後,郗鑑未南渡,與宗族鄉黨千餘家保據嶧山(鄒山),受琅邪王司馬睿委署為兗州刺史,三年眾至數萬。以後,郗鑑被石勒侵逼,始輾轉南移,於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七月退保合肥,時距洛陽之陷已是十一年整了。紀瞻薦郗鑑於晉元帝,元帝徵鑑為尚書,入居京都。

關於郗鑑南來,《晉書》沒有明言其規模是率部還是舉家。陶弘景《真誥》卷一五《闡幽微第一》注曰:郗鑑“永昌元年率諸流民來渡江東”云云。從郗鑑南行先駐合肥,以後頻繁往來於合肥、建康之間的情況看來,郗鑑率有流民是可信的。但南來流民大體上是屯駐合肥,未得過江。流民帥所率流民不得過江而至建康,這在當時是通例,不獨郗鑑所部如此。所以《真誥》謂郗鑑“率諸流民來渡江東”,只不過籠統言之,並不確切。郗鑑以流民帥的身分,置流民於合肥而本人被徵入朝。徵詔郗鑑,這是東晉元帝表示對他寄予信任的一種姿態,當然也有羈縻而觀察之的意思。郗鑑自不願置其所統部曲於不顧,使自己喪失可恃的實力。所以他本人繼續與所率流民保持聯絡,頻繁地往還於合肥、建康之間。

郗鑑南來之時,王敦叛亂已經開始。王敦在京都改易百官,轉徙方鎮,並殺戮“南北之望”的戴淵、周等人。但是,默許王敦興兵抗拒劉隗、刁協計程車族人物,並不支援王敦篡奪東晉*,太原王嶠、太原溫嶠、陳郡謝鯤等都有表示,甚至王敦從弟王彬也反對王敦。王敦只得暫還武昌,遙制朝政。明帝即位後,王敦準備再次起兵,乃移鎮姑孰,屯於湖,有另立東海王衝的圖謀。明帝懼王敦之逼,出郗鑑鎮合肥,依其流民力量以為外援。王敦不願郗鑑以流民為朝廷犄角,乃表請郗鑑為尚書令,郗鑑只得又返京都。這時距郗鑑南來剛過一年,但他已逐步陷入士族門戶鬥爭的漩渦之中,成為影響東晉政局的一個頗為重要的人物。

郗鑑重回建康,據本傳說,“遂與帝謀滅敦”,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資訊。郗鑑滅王敦之謀,內容如何,史籍無徵。據下年(太寧二年,324年)明帝討伐王敦時郗鑑的擘劃,參以《晉書》卷七四《桓彝傳》明帝將討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之事,可知郗鑑所謀主要是用流民帥的兵力以制王敦。其時門閥士族雖不支援王敦篡奪,也還沒有堅決站在朝廷一邊。朝廷對王敦尚不具備明顯的優勢。所以明帝只能籌之於較低計程車族人物郗鑑、桓彝,而郗、桓籌兵,也只能求之於門閥士族以外的流民。這是影響明、成兩朝政局的一件大事,值得細細探索。

明帝時,東晉的兵力狀況是十分困難的。擁兵強藩除王敦外,還有陶侃、祖約諸人。陶侃已被王敦遣鎮廣州,未能參預荊、揚事態。祖約在豫州,繼統祖逖軍隊,屯駐壽春,這支軍隊歷來不服王敦。《世說新語·豪爽》:“王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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