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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臉上沒什麼表現，心裡早就樂開了花。
那範尼僧平日裡身邊都是些舞刀弄槍的粗漢，那天組織石炮隊才是第一份有“技術含量”的工作。今日與上司談起理財方面的事情，那上司不但不惱，反而興致盎然，不時說一句還頗有見地，將平日裡許多想不通透的事情一舉豁然開朗，只覺得遇到了平生知己，恨不得一下子將平生所學一股腦子倒了出來。兩人喚來婢女，倒來清茶，細細談論先前提到的兩稅發的事情，原來唐朝中葉以後，均田制已經破壞無遺，朝廷賦稅緊缺，租庸調製改為兩稅法。簡單來說，租庸制對於農民來說有三項負擔，租、庸、調，租是交公糧，因為根據井田制來說，有公田只說，後世假借公田租借給私人，政府收租，是以稱為租，和授口分田相對應，一般來說一丁男有百畝交兩石。而調就是根據所在地特產繳納絹布或者麻布，一個人一年交絹布二丈、綿三兩或者麻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就是給官府免費服勞役，一般一個丁口一年20天，如果不幹活就按照一天三尺絹布的價格收取工錢，庸就是工錢的意思。
本來這個稅負不重，問題是隨著土地兼併的加劇，沒有剩餘土地來分給男丁了，可是這些稅收是跟著人頭跑的，就算實際戶主的田地已經被其他人侵佔，可稅負還是在戶主身上，農民的負擔日益加重，加上免費勞役往往無度，而且輕重不均，勞役的地點也經常遠離農民的住處，路途上的而時間花費比勞役本身還多，農民的負擔日益沉重。
安史之亂之後，藩鎮林立，朝廷控制的地盤越來越小，可要花的錢越來越多，農民的負擔越來越重，紛紛拋棄田宅，賣身到有權蔭戶免稅的達官貴人家中，稱為朝廷戶口之外的蔭戶。朝廷稅收日益窘迫，於是德宗皇帝年間，宰相楊炎改革稅制為兩稅法，其核心內容為：“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翻譯過來就是，首先制定預算，根據朝廷的支出來決定要收多少稅。不管納稅人籍貫是哪裡，現在住在哪裡就按哪裡收稅，實際有多少財產、田地，便向田主收多少稅，而不是根據原先書冊裡面所記錄的丁口來收，對於商人也按照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來收稅，以前的什麼勞役、絹布等雜役全部取消，承認了普通百姓之間土地自由流通的現狀，由於是在夏秋兩季糧食收成的時候來收稅，所以稱為兩稅法。兩稅法在均田制遭到破壞的情況下的確讓稅收公平了些，但是兩稅法收的尺度是錢而不是糧食和布匹，所以農民在出售產品的時候不可避免的要受商人的盤剝，即使豐年也會出現“穀賤傷農”的狀況，尤其唐德宗後出現了錢價上升的情況，無形之中大大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更加糟糕的是兩稅法一開始是歸併了所有的其他雜稅在一起，可是隨著形勢的發展，朝廷的支出不斷增加，不得不加稅，新的苛捐雜稅又冒出來了，無形之中又增加了農民的負擔，所以主持兩稅法改革的楊炎的名聲不是一般的臭，後來新唐書裡面黨爭、小人之類的評價是和他形影不離，連從中佔了不少便宜的範尼僧都對他頗有微詞。
“果然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這不就是九十年代的農村稅費改革嗎？”呂方聽完了範尼僧關於兩稅法的介紹，苦笑著想：“一千年前的唐代農民和一千年後的新中國農民都面對著“稅費反彈”、“增產不增收”等問題。商品經濟條件下，無論怎麼搞農民都是受害者。怪不得原來有本書裡面說很多歷史上的問題不是用政策解決掉的，而是拖到一定時候，產生問題的環境沒了，自然問題也就沒了——被新產生的問題所代替了。”這時呂雄和王佛兒送王啟年回來了，呂方笑著拍拍王佛兒的肩膀：“佛兒，範兄弟的家事沒有問題，你舉薦範兄弟給我可立了大功，他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呂雄和王佛兒聽了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