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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各級領導幹部）簡直是習慣性地不敢去觸及新問題、研究新問題，不敢去答覆群眾中提出的問題，總是繞開問題走，對上級的指示、檔案只是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不結合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去做好工作，相反的，常常逆著群眾的情緒行事。他們不拿實踐作標準，而是“上級或自己需要什麼，就依此做判斷、下結論。”作者還在文章中直言不諱地指出，有些同志甚至發出了這樣的責難：把實踐擺在第一位，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麼，把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話擺在什麼位置？“對於說這種糊塗話的人”，需要再反問他們一句：毛主席說過：“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尺度”。可見，“你們把毛主席這個教導擺在什麼位置？怎樣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辦事？”看來，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不經過認真學習，單憑樸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們還是要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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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羅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話，我願意領受40大板（4）
針對“砍旗”的說法，作者在文章中明確指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是砍不倒的。一切曾經企圖砍倒它的狂人包括林彪、“四人幫”在內，一個一個都自己倒下去了。“我們有些同志為什麼那樣沒有信心呢？如果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真像這些同志所設想的那樣虛弱，那樣害怕與新的歷史條件相結合、害怕實踐、害怕砍倒，那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決不是真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84〕
從文章所論述的內容來看，雖然沒有直接提“兩個凡是”，實際上卻嚴厲批評了“凡是派”的觀點，有力地回擊了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指責。從文章的語氣來看，它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更具有爭論的意味。正因為如此，文章發表後產生的影響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位親歷者的評價在當時頗具代表性，他說：這篇文章在進一步論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基本原理之後，“集中剖析若干糊塗思想，批駁各種謬論，令人拍案叫絕。”他認為，文章“引起轟動效應，相當徹底地解開了絕大多數懷疑論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論者不能應戰。”〔85〕
然而，另一位當事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這篇文章雖然引起很多人的關注，但它畢竟是在鄧小平6月2日講話之後發表的，所以，它的轟動效應“顯然就受到了影響”。但它作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姊妹篇”，對推動真理標準的討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86〕
由於文章是針對當時反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而寫的，它的發表肯定會冒一定的風險。對於這一點，羅瑞卿早已預料到了。7月18日，他到聯邦德國治病。臨行前，他對前來送行的《解放軍報》負責人說：“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對，我負責，打板子打我。”〔87〕
關於羅瑞卿不怕“打板子”的事，好幾位當事人都提起過。胡績偉回憶說，羅瑞卿去聯邦德國之前，還特意打電話給我們說，這篇文章如果打板子，他願先挨五大板。〔88〕
吳江在《十年的路》一書中說，文章發表後不久，羅瑞卿出國治病，臨行時還留下一句話，說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話，他願意領受40大板。作者還動情地說，這位文武兼備的將軍，在這場結局尚未明朗的鬥爭中所給予我們的支援，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關於羅瑞卿對真理標準討論的支援，羅瑞卿的夫人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也有過敘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他恢復工作，任軍委秘書長的短短一年裡，他又冒著風險，積極支援鄧小平、胡耀邦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正確立場。在他臨出國治病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