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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與願違，1260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魯特（繳利亞發源地）的決定性的戰鬥中，被埃及馬穆魯克軍隊擊敗。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蘭教世界。這次失敗顯然給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們確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從而促使他們皈依伊斯蘭教。結果，不但沒有消滅伊斯蘭教，反而使中東和中亞地區的蒙古人最終皈依了伊斯蘭教，最東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關這些戰役的詳情，見第十四章第四節）。
在西方，對偉大而又神秘的中國仍抱有希望；眾所周知，中國是不信伊斯蘭教的。卡皮尼和魯伯魯克都沒到過中國，但他們聽說，只需20天便可以從哈拉和林到達中國，而且，這是一個無比富饒的國家。1264年，當忽必烈遷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ot;大汗之城&ot;，今北京）時，歐洲人首次進入中國。最早來中國的是兩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iddot;波羅和馬費奧&iddot;波羅。忽必烈給他們以熱烈歡迎，向他們詢問了有關歐洲的情況，並讓他們轉信給教皇。在這些信中，忽必烈請求，為他的朝廷派100名傳教士，向他的人民傳教，並同其他宗教代表辯論。
就提出這一要求而言，說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熱情所激發，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為他的官僚機構收羅人材，因為他剛剛征服中國，不敢冒險在上層機構中起用太多的中國人。實際上他確僱用了大批外國人任職。為了維護他的權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間的勢力平衡。不論忽必烈請求派教士的動機如何，羅馬教室只派遣了兩名多明我會修道大但因路上動亂不定，他們只到達小亞細亞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約翰&iddot;孟德高維諾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東部沿岸諸穆斯林國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經驗的傳教士。約翰修士走海路從波斯灣到印度，穿過馬六甲海峽，前往坎富（廣州），再從廣州走陸路到達大都（北京）。他被允許留在首都說教，結果，在1292年到達大都後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帶鐘樓的教堂，擁有一支150個男孩的唱詩隊，他們唱的格列高利聖歌皇帝非常愛聽。羅馬教皇得知這一成功後，又派出了一些傳教士，使約翰修土能前在坎富，從事另一傳教活動。到1328年修士去世時，已在中國大地爭取到幾千名皈依者。
這一進展的取得，主要由於蒙古統治者的積極態度。他們深思熟慮，鼓勵所有外國宗教，無論是伊斯蘭教、佛教，還是基督教，與在中國佔統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傳教士從皇帝的金庫裡獲得大筆津貼，從而建立了一座帶有&ot;高階教土房間&ot;的修道院。然而，外國教徒意外的匯集中國只是短暫的，因為它完全依賴於可汗的支援。但是，正如馬可&iddot;波羅所說的那樣：&ot;所有中國人都憎恨大汗的統治，因為…他將所有權力交給韃靼人，薩拉森人或基督教徒。這些人依附於他的王室，為他服務，是中國的外國人。&ot;因此，1368年，當蒙古人被趕出中國時，受他們保護的所有外國人，也一起彼趕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傳教團。16世紀，達&iddot;伽馬的航行，開闢了一條直接連線歐亞大陸兩端的海上航線，為耶穌會的到達鋪平了道路，直到這時，天主教才又在中國獲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五、擴充套件中的視界
儘管歐洲人未能爭取蒙古人為盟友，未能使他們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統治下的和平，極大地開闊了他們的眼界，使他們對歐亞大陸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這種認識與中世紀早期的認識完全不同；當時，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的崩潰，隔斷了古典時期歐亞大陸間的聯絡。教區制度開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條又著重強調了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