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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寫道，法國大革命的所有先驅，如伏爾泰、盧梭、達朗伯爾和狄德羅等，都如飢似渴地研讀孔子的經典著作。在1600~1649年間，歐洲每10年就要出現30~50部題名包含中國的著作，1700~1709年間則共出版了599部有關中國的著作。中國熱的出現恰逢30年戰爭（1618~1648）剛剛結束之際，在這場戰爭中，正是宗教造成了慘無人道的流血和傷亡。因此，在這之後一段時間內歐洲的許多自由主義者都把儒家學說奉為經典，並把它視為與“神聖法”相對立的“自然法”的基礎。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孔子的著述中）沒有迷信，沒有荒誕的傳說，也沒有凌辱理智和自然界的教條。”後來，伊曼紐爾·康德更是把孔子稱為“中國的蘇格拉底”。既信仰宗教又堅持世俗主義的哲學家萊布尼茨進一步聲稱：“我們需要來自中國的傳教士，他們將向我們傳授自然宗教的用途和方法……”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文明（2）
早期的啟蒙思想家之所以熱烈歡迎儒家學說，是因為他們把理智而非神靈視為人類事務的指導原則。於是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命題：歐洲在科學和技術進步方面也許遙遙領先，但中國有著“更加先進的倫理道德”、“更具優越性的公民組織”（以美德而非監護為基礎）和“更加實用的哲學”，這一切“成功地造就了和平安寧的社會局面和組織良好的社會等級制”。1759年，伏爾泰出版了《風俗論》（Essai sur les moeurs）一書，使歐洲啟蒙運動中嚮往中國的情結達到“高潮”。根據德國學者福克斯的說法，伏爾泰在該書中“把中國描繪成一個政治烏托邦和開明專制的理想狀態，並以中國作為鏡子敦促歐洲的君主們進行自我反省”。1760年，最開明的歐洲君主腓德烈大帝撰寫了《中國皇帝的使臣菲希胡發自歐洲的報道》（Report de Phihihu，emossa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Europe）一書，這是一本虛構的“中國駐歐洲大使”向中國皇帝寫的書信集。腓德烈大帝撰寫此書的目的，是把天主教會的固執與中國人的理性進行對比。
西方人經常發現，要理解宗教在中國和西方的地位有何區別是很困難的。讓我們根據耶魯大學的偉大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記述，看一看葡萄牙傳教士利瑪竇在遠東的經歷。①16世紀80年代，利瑪竇剛到中國之時，為了凸顯自己是一個高貴之人，他把頭髮和鬍鬚剃光，穿了一身佛教的長袍。短短几年之後，利瑪竇就發現這樣做是多麼地愚蠢，因為中國人並不高看和尚與聖人。於是，他開始坐著轎子到處遊玩，或者僱用僕人把他背在肩上，“就像高貴的中國人所做的那樣”。利瑪竇後來於1592年在給耶穌會會長艾哥華的信中寫道：“在中國，人們一聽到外國人和牧師的名字就覺得面目可憎，我們需要透過這樣那樣的方法向他們表明，我們不是他們想象的那種面目可憎的牧師。”到1595年，利瑪竇丟掉了和尚們穿的袈裟（這種服飾妨礙了他的傳教工作），轉而穿上了儒家讀書人的服裝。利瑪竇一開始恥笑儒家弟子不相信上帝、天堂和靈魂不滅。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儒家學派是“真正的文學殿堂”。但他最後終於發現，雖然儒家學說對上帝和來世持“一種最嚴格的中立立場”，但也有著強烈的倫理觀、道德觀和正義感。與其他啟蒙運動時期的人物一樣，利瑪竇最後認為西方應當從儒家學說中汲取營養。
上帝與外交政策究竟有什麼關係呢？從歷史上看，凡是受基督教和*教影響的國家，都有一種向外輸出思想和改造他人信仰的衝動。英國、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