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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香港，從戰後初期的60萬人口，迅速暴漲至150萬人口。香港本來就房屋短缺，再加上日軍炸燬很多房屋，所以許多人被迫露宿街頭。露宿者驟看又貧又髒，但細看卻發現他們生活得很有條理，並無絕望放棄的跡象。
他們在地上和外牆上放著隨身物品：草蓆、竹筐、竹掃帚、炊具、錫鐵罐，環境物盡其用，小孩還可有玩耍的空間。廉價勞動力的湧入，只待後面無數資金、技術的湧入，三者相互結合，成就香港未來三四十年的工業化輝煌。
1946年的香港，最高建築是‘第三代滙豐銀行大廈’，樓高70米，共13層，是當時遠東規模最大的建築物，亦是香港首座裝有空調的建築物。
滙豐銀行大廈在香港日治時期，曾經被用作政府總部，後因物資緊張，日軍曾將門口的銅獅運至RB準備回爐取銅。RB投降後，兩尊獅子被美軍發現，在麥克阿瑟命令下運回香港，這對銅獅子一直沿用至後世。
1946年的香港，法律規定‘普通民房’最高不能超過五層，而香港的居民房普遍為‘唐樓’、‘騎樓’風格。這個時候的物業買賣，是按照‘棟’、‘幢’為單位來賣，至於‘分層出售’、‘分期樓花’尚未有人提出來。（後世，1948年吳多泰提出分層出售、1954年飛艇泰提出分期付款和樓花、公攤）
1946年的香港，住房租金開始上漲，隨著大量富豪、工廠主的湧入，租金將在1949年達到一個極其誇張的程度。想要租房，得先要向房東支付一筆‘頂手費’，再支付每月的房租。房東只用幾年時間，便將物業本身的價值賺回來。（據記載，寧波包家在1948年租賃一層千多尺物業，頂手費為2萬港幣，月租為450港幣）
1946年的香港，1英鎊固定兌換16港幣，1美元固定兌換4港幣。香江的警察薪資是120港幣/月、普通銀行職員薪資是100港幣/月，而絕大多數人的薪資遠不及這兩種職業。
3分錢可以坐上港島電車、5分錢可以坐天星小輪穿越港島九龍、3分錢一塊麵包、三毛錢可以吃一碗中環‘鏞記酒家’的炒河粉，而‘鏞記酒家’的粥已經漲到8毛錢。（毫=角，仙=分）
1946年的香港，絕大多數工廠的工人每天需要上班16個小時，並且全年無休，他們的薪水也十分廉價，在30~100港幣區間，賺的錢僅夠溫飽。正是憑藉這些廉價的勞動力，那些企業家才將香江的塑膠業、成衣業、紡織業、玩具、手電筒、雨傘等商品，打入全世界。
也正因為勞動力如此廉價，很多年輕人找工作最喜歡是當警察，其次是加入社團（也是碼頭勞力），最後才是進工廠；就連女孩子選擇物件也是持如此看法，一些女孩子更是寧願當有錢人的姨太太，都不願意嫁給窮小夥。這還是一個大清律法和大英法律共同存在的時代，香江是一個高度資本的社會，一切向錢看、向厚看。
1946年的香港，街頭的人們著裝是中西合璧，婦女很多都是白衫黑褲，留著長長的麻花辮，大多數婦女背後還用布帶綁著小孩；偶爾幾位少婦穿著長衫或旗袍，勾勒出曼妙身姿，格外吸睛。
男人一部分是汗衫長褲，還有一部分是襯衫西褲，再搭配分油頭、手錶，這差不多是兩個階層的穿著。而路人行色匆匆，卻印證著香江戰後的生機勃勃。
1946年的香港，黃包車是這個時代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之一，與叮叮噹噹的香港電車和新興的汽車巴士爭搶生意。至於計程車，這個時候全港只有不到200輛，另外大概還有持牌汽車1400輛、貨車1100輛。
黃包車的車伕，是這個時代香港華人艱苦生活的最佳寫照，車伕是赤貧階層，一心只顧兜接客人，筋肌健碩但未老先衰，他們頭頂草帽，或穿補丁衣
